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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发于2019.10.14总第919期《中国新闻周刊》 8月25日，在南开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曹雪涛重拾当年创校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南开第101届4152名新生的回答掷地有声。主席台正前方，身着紫色校衫的新生们，摆出学校英文简称“NKU”的造型。两侧看台，“1919”与“2019”的字样遥相呼应，昭示着这所名校已迎来了它的第100个年头。 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缩影。虽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但在刚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就已与清华、北大齐名。与此同时，一座城市的发展快慢，也与大学息息相关，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南京之于南大，广州之于中大。 张伯苓于1935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的南开，在历经百年风雨后，也迎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南开要“越难越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中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898年，自甲午战争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威海卫被交还给清政府，再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威海卫港经历了“国帜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在海军练习舰“通济号”上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目睹这一幕，大受刺激，由此判定：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自强根源，在于教育。 这一年10月起，他弃武从文，在清廷原贵州学政严修位于天津的家馆教书。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张、严二人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两年后又创办南开中学。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严修与张伯苓于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 在任何时候办私立大学，经费都是大问题。南开大学原校史研究室主任、该校历史系1959级学生梁吉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曾搜集张伯苓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3000多封信函，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张伯苓为办学求助捐款的内容。梁吉生总结说，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经费来源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地产租金等，其中，社会捐助占了很大比例，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政要。 为筹款，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先后见了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曹锟等人，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5万余银元。南开学子们对此一度颇有微词。张伯苓则答道：“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1919年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南开大学成立，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学校设文、理、商三科。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在主楼前广场正中树立了周恩来塑像，基座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在南开大学办学过程中，“差钱”始终是个大难题。管理南开学校财务的华午晴与校长秘书伉乃如曾撰有《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其中提到：1922年，学校收入92700余银元，支出12.6万银元；1925年，岁入岁出相抵，亏三万余元，历年累计亏损达12万元；1926年，岁入10.7万元，岁出16.7万元，亏损6万余元。 张伯苓，这个被外界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对此解释说：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张伯苓称，“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但南开要“越难越开”，要“硬干”“苦干”“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 虽然经费困难，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梁吉生称，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能保持“自由活泼”。张伯苓还提出了“私立为民”的概念，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毓泰，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当时，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180~300大洋。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教师发红包，组织茶话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质地板，配有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教师们晚饭后，可以下象棋、打康乐球、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回各自住处备课、休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与张伯苓尊重老师，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 梁吉生则分析说，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是清朝“遗老遗少”的安乐窝，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休养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称，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跟中国当时的开放(洋务运动、慈禧新政、租界设立)有密切关系。 “土货化”办学 “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 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这段内容来自1928年11月，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 将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南开在建立初期，学制源自美国，教师多为留美学生，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一些教授罢教，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