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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这个被外界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对此解释说：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张伯苓称，“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但南开要“越难越开”，要“硬干”“苦干”“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 虽然经费困难，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梁吉生称，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能保持“自由活泼”。张伯苓还提出了“私立为民”的概念，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毓泰，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当时，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180~300大洋。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教师发红包，组织茶话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质地板，配有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教师们晚饭后，可以下象棋、打康乐球、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回各自住处备课、休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与张伯苓尊重老师，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 梁吉生则分析说，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是清朝“遗老遗少”的安乐窝，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休养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称，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跟中国当时的开放(洋务运动、慈禧新政、租界设立)有密切关系。 “土货化”办学 “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 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这段内容来自1928年11月，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 将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南开在建立初期，学制源自美国，教师多为留美学生，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一些教授罢教，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 1925年，南开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通报，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土货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土货化”方针的先行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宗胜说，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就提出了“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华尔街”之称。因以纺织业著名，上海、青岛、天津三地还有“上青天”的说法。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上海有两百家，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但关于物价指数，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斤两、汇率的统一，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一时间，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1921年，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增设了矿科。1929年，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量是，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除了作为商业都会，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 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他回顾说，1930年代，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从1914年起，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 南开的应化所是全国高校有据可查的第一家。《南开大学报》称，当年，在给研究所定名时，张伯苓特别强调了“应用”二字。在应化所建立的同时，南开化学工程系也成立并开始招生，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实现“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自给”之人才，也为今后成立工学院做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