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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南开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通报，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土货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土货化”方针的先行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宗胜说，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就提出了“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华尔街”之称。因以纺织业著名，上海、青岛、天津三地还有“上青天”的说法。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上海有两百家，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但关于物价指数，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斤两、汇率的统一，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一时间，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1921年，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增设了矿科。1929年，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量是，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除了作为商业都会，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 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他回顾说，1930年代，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从1914年起，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 南开的应化所是全国高校有据可查的第一家。《南开大学报》称，当年，在给研究所定名时，张伯苓特别强调了“应用”二字。在应化所建立的同时，南开化学工程系也成立并开始招生，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实现“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自给”之人才，也为今后成立工学院做准备。 毕业于南开化学系，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回来的张克忠任应化所所长。当年，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草帽厂草帽辫的漂白、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天津利中公司，应化所以远低于所需的费用为其建造了一座日产三万吨的硫酸厂，1933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1934年建造完成。 在前期办学基础上，1934年，张伯苓明确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能化私，“能”则是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南开一出生不久即到达顶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就与北京的北大、清华，上海的复旦，一起被称为“北清复开”。彼时，天津民间有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南开和《大公报》。” “知中国、服务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由天津市教育局辅助管理。在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南开大学实力最雄厚的工学院，包括化学工程系(含应化所)、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在内，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学，南开由一所文、理、工、商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综合类高校，这在实质上削弱了南开的实力。基于院系调整，天津大学由原址天津西沽迁往七里台，即现在的老校区，南开校园的一部分也让给了天津大学，从此开启了与天大隔墙而居的时期。 虽然化学工程系被分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开的化学学科依然在全国是领军角色。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说，建国初期，国内农业虫害严重，农药研究领域却一片空白，而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南开化学的研究就开始从1949年之前的无机化工转向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农药化学，“一直抓国家需求，南开的农药其实在中国是开山的地位”。 从1957年起，除去其间的1970年~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直至1981年。他也是继张伯苓之后，又一位对南开影响至深的人物。 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南开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的李正名回忆说，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召开，周恩来主持，杨石先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希望南开能承担国家研制有机农药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先找几个人工作两三年，先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你们做了工作，国家自有安排”。杨石先接下了这一委托。他动员了自己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当时已留学归国担任教授的陈天池和陈茹玉，三人每人带一个助手，开始攻关。 1958年，在思源堂东面的几间小平房内，杨石先、陈茹玉等建立起了“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当时没有专用设备，仅有普通大瓷缸，还用木棍搅拌(来使反应产生)”，李正名说，就这样生产出了国内急需的杀虫剂产品，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这一年，包括李正名在内的南开化学系一批青年教师还连续工作40个日夜，帮天津市农药厂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的合成工艺，并交付农药厂投入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