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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是1985年入读南开的，在他的印象里，当年母校绝对称得上是国内前5名的高校。他入学时，校园里还流行着“北清复开”的说法。1990年代初，他读完本科、硕士后留校，之后出国留学、工作，2002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在过去近20年中，他见证了南开由当初的名列前5逐渐下滑至10名开外，再到近几年，南开在各大高校排行榜上排到了15名前后。 陈军认为，南开的相对“退步”有内外部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当年的院系调整，导致南开只剩文理科没有工科，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一点的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限制了学校的发展。对于今天的高校来说，有工科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科研经费，能更好对接社会现实需求，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由于缺少财大气粗的工科，南开的师资数量与学生规模与其他兄弟学校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与一墙之隔的天津大学作比较，天大有超过3000名教师，以理工科教师为主，南开教师总共还不到2000人，其中约一半是文科老师，理科老师不满1000人。 而在科研经费方面，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的《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一年拨入南开大学的科技经费为6.08亿元，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第39名，天津大学的科技经费为25.1亿元，位列第9。更早在2010年时，南开的科研经费仅为4.25亿元。 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合并浪潮兴起，南开与以工科见长的邻居天津大学原本也有合并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如今，浙大、武大、四川大学之所以在高校排名中很靠前，除去自身努力，跟当年高校大合并也有很大关系，这也确是南开落后的原因。但在过去这些年的合并中，不少原本气质独特的学院或大学消亡了，合并的过程也造成巨大内耗。拒绝“在一起”，虽然在规模及排名上有损失，但学校各自的文化传统也许能得到很好保护。陈平原认为，当初天大和南大没合并，得失目前还很难判定，而排名必须数字化，“更多考虑办学规模，而不是教学质量或师生的真实感受。”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因应时代变化及国家需要，适当调整办学思路，拓展某些学科，这是应该的，但主观上不应仅仅为了争排名。储朝晖则认为，办大学，最关键的还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让真正懂专业的人来引领学科发展。 掣肘南开发展的另一大因素是地域。1994年，国家教委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开大学共建。此后，作为省部共建的“985工程”高校，依据政策，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应按1:1的比例划拨给南开配套建设经费，但实际上，这一政策多年来都很难落实。从2001年到2017年，陈宗胜一直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他的观察中，天津市政府更愿把经费投给像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这样的市属院校。 思想观念是一方面，天津的经济实力或许也令其有心无力。1949年以前，天津的经济总量还是北京的两倍，但此后北京对资源的集聚度不断上升，到改革开放初期，之前的“上青天”已变成了“京津沪”。1990年，广州终结了天津GDP在全国排“老三”的席位，1997年，天津又再度被深圳所超越。近年来，天津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一季度，天津经济增速一度下滑到1.9%，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到今年上半年才回升到4.6%，这令天津对于并非自己“亲儿子”的部属高校的扶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一批老师的坚守，南开依然有所发展。1999年，刚刚当上长江学者的周其林逆潮流而上，从位于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转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任教。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自2000年本科毕业后就加入周其林课题组的朱守非对此解释说，导师之所以选择南开，原因之一就是看中这里不急功近利，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的氛围。 周其林研究的方向是具有开创性的螺环结构的手性分子催化剂，这类分子在农药、生物医药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要找到高效、有助于精准合成目标物的催化剂并不容易。来南开后，最初几年，周其林一直没做出什么特别重大的成果，直到2002年，他才合成了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化合物，在行业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周老师要做的是引领，至于他的产出是不是特别多，是不是特别花哨，这不是我们过多要考虑的事情，”朱守非说。 2009年，周其林当选中科院院士。2011年，他带领团队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当时成为《德国应用化学》的一期封面。周其林研发的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如今，其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治疗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等多种药物的实际生产中。 周其林认为，做科研，就要敢于做原创性、周期长的研究。“持续地支持基础研究，我相信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们也不能总盯着诺贝尔奖，我们做研究是冲着科学、冲着国家和社会需求”。他还开玩笑地说，“其实，如果要想发大财，就不能做这么高效的催化剂——生产一吨药品只买我们一克催化剂就够了，这是不赚钱的，但这是追求科学目标。”
“润身淑世” 南开早期的校领导、教育家黄钰生曾提出，上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淑世”，意为完善提高自身与实现国家与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周其林的科研态度，在朱守非看来，也体现了南开的精神内核，即“润身淑世”之原则。 面向前沿、沉下心来钻研学问的，还有南开的数学大家们。1980年代，曾在南开求学、立志要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数学强国”的数学家陈省身回国，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先后招揽了龙以明、张伟平、陈永川等一批青年才俊回国任教。2007年，张伟平、龙以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一年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新增的两位数学家均来自同一单位，这在中科院历史上还是首次。 走进南开大学南门，就能看到左手边静静伫立着的省身数学楼。这栋楼是为纪念陈省身而建，在其去世一年后投入使用的。过去十多年里，南开的数学家们在这片安静、自由的天地中，任思想驰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