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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机磷化学取得研究进展的基础上，1962年，南开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下设7个研究室，包括农药研究室、有机磷研究室、有机氟研究室、有机硅研究室等。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机磷研究室，由于实验手段落后，为了防止有机磷化学品中毒，研究人员就在实验室里挂起鸟笼作为监测，一旦小鸟发生异常就马上采取措施。1960年代，元素所先后研制成功了小麦锈病防治剂——灭锈一号、除草剂一号、杀虫剂有机磷-47等一系列产品。 1980年代，南开还建起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80年，南开大学化学系陈茹玉、何炳林、申泮文、高振衡、陈荣悌5人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堪称大观。1990年代起至今，李正名又研发出了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除草剂——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 改革开放后，是南开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1977年，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首批本科生的陈宗胜，考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初入南开，看到校园内因唐山大地震而随处可见的临建棚、主楼倒塌的塔尖，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很快，课堂上老师的风采就让他大开眼界。 1980年代，是南开经济学领域大师云集的时代，有滕维藻、熊性美、钱荣堃、谷书堂、陈炳富、魏埙等二三十位大家。他们多于1950年代前后求学、工作于南开，历经二十多年成长，改革开放使他们重新焕发出极大热情。 在陈宗胜看来，“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这一时期南开经济学人们能笑傲江湖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很多人到了深圳后放声大哭，担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 1987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公司后，还在读博士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单纯和意识形态挂钩，这一说法引发关注。十年后，在中共十五大上，“混合经济”成为被明确提及的概念。 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还有陈宗胜的老师谷书堂。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不断涌现，利息、租金、土地等构成了人们的非劳动收入，清一色的按劳分配再难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注解，这让谷书堂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1988年，谷书堂与博士生蔡继明合作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文章提出，除了主要按劳动贡献分配，还应将非劳动要素纳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召开，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销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书堂任第一任院长。1980年代起，在谷书堂等人的推动下，南开经济学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国家旅游局、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下，学校建立了旅游专业、金融系，还设置了保险学、会计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成立了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艰难求进 陈军是1985年入读南开的，在他的印象里，当年母校绝对称得上是国内前5名的高校。他入学时，校园里还流行着“北清复开”的说法。1990年代初，他读完本科、硕士后留校，之后出国留学、工作，2002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在过去近20年中，他见证了南开由当初的名列前5逐渐下滑至10名开外，再到近几年，南开在各大高校排行榜上排到了15名前后。 陈军认为，南开的相对“退步”有内外部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当年的院系调整，导致南开只剩文理科没有工科，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一点的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限制了学校的发展。对于今天的高校来说，有工科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科研经费，能更好对接社会现实需求，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由于缺少财大气粗的工科，南开的师资数量与学生规模与其他兄弟学校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与一墙之隔的天津大学作比较，天大有超过3000名教师，以理工科教师为主，南开教师总共还不到2000人，其中约一半是文科老师，理科老师不满1000人。 而在科研经费方面，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的《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一年拨入南开大学的科技经费为6.08亿元，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第39名，天津大学的科技经费为25.1亿元，位列第9。更早在2010年时，南开的科研经费仅为4.25亿元。 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合并浪潮兴起，南开与以工科见长的邻居天津大学原本也有合并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如今，浙大、武大、四川大学之所以在高校排名中很靠前，除去自身努力，跟当年高校大合并也有很大关系，这也确是南开落后的原因。但在过去这些年的合并中，不少原本气质独特的学院或大学消亡了，合并的过程也造成巨大内耗。拒绝“在一起”，虽然在规模及排名上有损失，但学校各自的文化传统也许能得到很好保护。陈平原认为，当初天大和南大没合并，得失目前还很难判定，而排名必须数字化，“更多考虑办学规模，而不是教学质量或师生的真实感受。”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因应时代变化及国家需要，适当调整办学思路，拓展某些学科，这是应该的，但主观上不应仅仅为了争排名。储朝晖则认为，办大学，最关键的还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让真正懂专业的人来引领学科发展。 掣肘南开发展的另一大因素是地域。1994年，国家教委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开大学共建。此后，作为省部共建的“985工程”高校，依据政策，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应按1:1的比例划拨给南开配套建设经费，但实际上，这一政策多年来都很难落实。从2001年到2017年，陈宗胜一直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他的观察中，天津市政府更愿把经费投给像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这样的市属院校。 思想观念是一方面，天津的经济实力或许也令其有心无力。1949年以前，天津的经济总量还是北京的两倍，但此后北京对资源的集聚度不断上升，到改革开放初期，之前的“上青天”已变成了“京津沪”。1990年，广州终结了天津GDP在全国排“老三”的席位，1997年，天津又再度被深圳所超越。近年来，天津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一季度，天津经济增速一度下滑到1.9%，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到今年上半年才回升到4.6%，这令天津对于并非自己“亲儿子”的部属高校的扶持，变得更加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