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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开:百年教育史的中国样本(7)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0-16
摘要:毕业于南开化学系,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回来的张克忠任应化所所长。当年,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草帽厂草帽辫的漂白、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最大的一笔

  毕业于南开化学系,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回来的张克忠任应化所所长。当年,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草帽厂草帽辫的漂白、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天津利中公司,应化所以远低于所需的费用为其建造了一座日产三万吨的硫酸厂,1933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1934年建造完成。

  在前期办学基础上,1934年,张伯苓明确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能化私,“能”则是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南开一出生不久即到达顶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就与北京的北大、清华,上海的复旦,一起被称为“北清复开”。彼时,天津民间有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南开和《大公报》。”

  “知中国、服务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由天津市教育局辅助管理。在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南开大学实力最雄厚的工学院,包括化学工程系(含应化所)、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在内,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学,南开由一所文、理、工、商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综合类高校,这在实质上削弱了南开的实力。基于院系调整,天津大学由原址天津西沽迁往七里台,即现在的老校区,南开校园的一部分也让给了天津大学,从此开启了与天大隔墙而居的时期。

  虽然化学工程系被分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开的化学学科依然在全国是领军角色。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说,建国初期,国内农业虫害严重,农药研究领域却一片空白,而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南开化学的研究就开始从1949年之前的无机化工转向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农药化学,“一直抓国家需求,南开的农药其实在中国是开山的地位”。

  从1957年起,除去其间的1970年~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直至1981年。他也是继张伯苓之后,又一位对南开影响至深的人物。

  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南开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的李正名回忆说,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召开,周恩来主持,杨石先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希望南开能承担国家研制有机农药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先找几个人工作两三年,先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你们做了工作,国家自有安排”。杨石先接下了这一委托。他动员了自己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当时已留学归国担任教授的陈天池和陈茹玉,三人每人带一个助手,开始攻关。

  1958年,在思源堂东面的几间小平房内,杨石先、陈茹玉等建立起了“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当时没有专用设备,仅有普通大瓷缸,还用木棍搅拌(来使反应产生)”,李正名说,就这样生产出了国内急需的杀虫剂产品,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这一年,包括李正名在内的南开化学系一批青年教师还连续工作40个日夜,帮天津市农药厂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的合成工艺,并交付农药厂投入使用。

  在有机磷化学取得研究进展的基础上,1962年,南开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下设7个研究室,包括农药研究室、有机磷研究室、有机氟研究室、有机硅研究室等。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机磷研究室,由于实验手段落后,为了防止有机磷化学品中毒,研究人员就在实验室里挂起鸟笼作为监测,一旦小鸟发生异常就马上采取措施。1960年代,元素所先后研制成功了小麦锈病防治剂——灭锈一号、除草剂一号、杀虫剂有机磷-47等一系列产品。

  1980年代,南开还建起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980年,南开大学化学系陈茹玉、何炳林、申泮文、高振衡、陈荣悌5人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堪称大观。1990年代起至今,李正名又研发出了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除草剂——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

  改革开放后,是南开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1977年,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首批本科生的陈宗胜,考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初入南开,看到校园内因唐山大地震而随处可见的临建棚、主楼倒塌的塔尖,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很快,课堂上老师的风采就让他大开眼界。

  1980年代,是南开经济学领域大师云集的时代,有滕维藻、熊性美、钱荣堃、谷书堂、陈炳富、魏埙等二三十位大家。他们多于1950年代前后求学、工作于南开,历经二十多年成长,改革开放使他们重新焕发出极大热情。

  在陈宗胜看来,“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这一时期南开经济学人们能笑傲江湖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很多人到了深圳后放声大哭,担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

  1987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公司后,还在读博士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单纯和意识形态挂钩,这一说法引发关注。十年后,在中共十五大上,“混合经济”成为被明确提及的概念。

  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还有陈宗胜的老师谷书堂。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不断涌现,利息、租金、土地等构成了人们的非劳动收入,清一色的按劳分配再难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注解,这让谷书堂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1988年,谷书堂与博士生蔡继明合作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文章提出,除了主要按劳动贡献分配,还应将非劳动要素纳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召开,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销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书堂任第一任院长。1980年代起,在谷书堂等人的推动下,南开经济学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国家旅游局、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下,学校建立了旅游专业、金融系,还设置了保险学、会计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成立了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艰难求进

责任编辑:采集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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