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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用穷举式的方式堵住每一个产生高价药的口子，但是总会有新的对策出来，如果不解决医院医生对药品回扣的需求，建立医院通过降低成本获取患者的良性循环机制，那以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调控政策，都难是长久之计。”中国社科院特约评论员贺滨对《财经》记者说。 “4+7”方案设计者其实也预估到这类情况，将中选药品使用情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 医保局还给各医院下发了中标品种的可替代药品目录，请医院监测实际用药情况。医院内部做了沟通后，中标药品的用量才开始回升。有一部分医院为了完成任务指标，会先暂停原研药，最快半年就完成一年的招标采购任务。 在顶层设计中，也尝试弥补医务工作人员的收入。按“4+7”试点方案设计，通过招标采购节省下的钱，留给医院用于内部再分配，比如薪酬制度、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等。 同时，配合医事服务费提升，医保局提高了医院医事服务费的支出和报销比例。比如，2018年北京医院的普通床位费从28元调整为50元，二级护理从7元调整为26元，阑尾切除术从234元调整为560元等。 虽然政府试图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证医院和医生收入，但实际上，提升的医疗服务费用和来自财政的补贴，远远不足以弥补医院销售药品的利润，且25个中标药品之外的数万品种，还在靠回扣拉拢医生。 国家医保局也希望了解带量采购的真实效果。一位国家医保局官员对《财经》记者透露，将由第三方来进行评估、总结试点成果。 然则，围剿虚高药价多年的各方心知肚明：久治不愈的药价虚高，是医药卫生的系统性问题，是果，不是因。 “中国药品的定价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权衡各方利益平衡的艺术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陈昊对《财经》记者说。在这场药价持久战中，每一方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