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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医药界都会关注到的两个消息：一是国内龙头药企恒瑞医药（600276.SH）宣布，将削减部分仿制药产品线。另一件是跨国药企辉瑞，5月刚在上海落户了一家生产仿制药的公司——辉瑞普强，但很快折戟，于2个月后即将仿制药剥离出来，不得不与全球仿制药巨头迈蓝合作。 仿制药中小企业将迎来一大波兼并重组，或者破产，产业集中度会提升。 收购、整合还是出售，决定要趁早。“很多企业需要考虑的不是挣多挣少，而是生死存亡。”魏新元对《财经》记者说。 中国市面上近17万个药品批号中，95％以上都是已过了专利期、无竞争壁垒的仿制药，一度中国药企用这些仿制药开开心心地以80％－90％的毛利率销售低成本的仿制药，现在仿制药的高利润时代在一轮轮招标采购中走向末路。 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永清担心，“这把刀下得太狠，太快了”，伤了产业的元气。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过一波医改，经过十余年的行业洗牌，制药企业数量从1700家压缩到300家，Top5制药巨头占据近50％的工业产值，Top50则近90％。 产业集中度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如果看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仿制药的体系，在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几家大药企供应格局，“需要一个10年-20年的过程，不会是一两年的过程”。上述美国医药基金合伙人分析。 这一轮兼并重组下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郭云沛预测，“平均每年会减少10％的企业。到2022年左右，至少会减少1000家企业。” 创新药企的机会
在近期经济下行的寒冬中，投资者对创新药项目的投资更谨慎，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和项目则更有优势。图/视觉中国 “医药行业本来就是政策型行业，每年有好的政策，也有不好的政策，药企不能因一项政策被砍价就抱怨。”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对《财经》记者表示。 过期专利药仍能维持高药价，是跨国药企向中国市场倾斜的动力，而一旦失去此利润，跨国药企则迅速调整向高收益品种倾斜，其优势在于有丰富的新药产品管线。 对于创新药，跨国药企希望能跟中国政府谈判。他们愿意把过期专利药的价格往下降，但同时希望中国打开更多的市场，让新药进来。 这些新药定价是普通患者难以承受的。成都一位已退休的肺癌患者需使用靶向药物治疗，仍在专利期内的奥西替尼每月花费需5万元。而在2018年抗癌药国家谈判中奥西替尼被纳入医保目录，不仅降至1.5万元，按当地报销比例还需花费5000元。 但趋势是，高价新药会占据患者越来越多的花销。2018年，美国的生物药只占处方量的2%，但却用掉了患者药品费用的38%。 中国医保支付也为创新药引入预留了空间。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司长熊先军向《财经》记者介绍，医保目录高价药拟谈判药品的入选标准是，临床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其中许多是近几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药，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品。 国内企业的共识是，用仿制药赚取的利润支撑研发新药。一直以仿制药为主的投资窗口开始关闭，孙佳林说，“化学仿制药企业在一级市场的估值下降，二级市场的股价压力非常明显，未来也很难引入更多的资本。” A股304家生物医药板块上市企业2019年半年报显示，恒瑞医药和复星医药（600196.SH）最舍得花钱，研发投入总额均超过10亿元，分别为14.84亿元和13.51亿元。研发费用占营收比超过10％的已达37家。 齐鲁制药总裁李燕在一次会议上直言，“我们的挑战就是怎样进一步节约成本，更好地去支撑现有的创新。” 带量采购的推进，在短期内会影响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行业升级不可逆转，创新药赛道只会更窄，资金支撑不了就被淘汰，这在任何国家的市场上都是相同的。 企业逐步转向更有价值的创新药，为药企掌门人带来了丰沛的财富，《2019 胡润百富榜》上，恒瑞医药和翰森医药的孙飘扬、钟慧娟夫妇以1750亿元身家，排名榜单第5位，这也是首次有医药行业的企业家进入榜单前10。 不那么财大气粗的企业已担心米缸了。一位不愿具名的药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带量采购的压力让不少企业将创新研发的投入减少，有些原本在计划中的项目可能要先搁置。 创新药企的融资渠道随着科创板、港股的拥抱得以拓展，在这新的估值体系中，利润将不再是药企估值的唯一核心要素，丰富的研发管线、成功率、临床需求、专利布局等都是影响估值的重要因素。 在近期经济下行的寒冬中，投资者对创新药项目的投资更谨慎，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和项目则更有优势。 11月1日，迄今为止中国新药领域最大的交易诞生，国际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将以约27亿美元的现金，入股中国创新药企百济神州。 百济神州将负责安进公司的3款抗癌药，在中国的开发和商业化，同时，双方将在全球共同开发安进公司的20款抗肿瘤管线药物，百济神州扮演的角色，同样是在中国进行开发及商业化。 “以前在全球生物制药方面10亿美元级的收购都很少，现在我们不仅看到金额在增加，还能看到更多大级别企业之间的并购。”一位创新药领域的投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和百济神州一样，很多的中国创新药企由具有国际新药经验的海归们领衔，在中国落地，起步时间不长，企业规模小，且很多仍处于药品的早期研发阶段。 与安进的交易，表明了世界工业界对中国创新企业的认可。不过，在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汪来看来，百济神州的经验能不能被其他创新药企复制，“不好说”。 骑虎难下的医院 在制药行业喧嚷挣扎之时，看似触动不大的另一个主角，实则暗流涌动。 决定国人享受到低廉、优质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真正的操刀者是医院。在曾经的改革中，降价药因为没有人用而退出市场，就在于医院有充分动力使用高价药。 著名的“药品加成”政策在2006年落地，国家发改委明确规定，医院可在药品采购价上加价，最高不超过15％。这意味着药价越高，医院加成收入越高，医生的药品回扣是同一道理。直到2015年取消“药品加成”，医院药房的明账收入取消，然而医生的回扣却没能消失。 这一方面因医生收入不高，另一方面受药企急于让药品进医院推动。上到药品招标采购官员，下到医院科室主任，被牢牢地拴在这条利益链中。 因药品回扣而被法律制裁的案例不在少数，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落马的医院院长就有59人，无一例外涉入采购回扣。 国家医保局的思路一是让中标药品顺利进医院，企业没必要付回扣。二是促进提高医院的医事服务费。三是将医保采购结余款项留给医院，适当补偿医院。 灰色收入被斩断，医生不愿意开中标药品。“带量采购开始两个月，中标品种用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两成，可替代的非中标品种用量都增加了。”一位公立三甲医院的药剂科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介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