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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科学》是迄今为止省级体育科研所主办的刊物中，唯一的一家入选所有核心期刊评价数据库，且一直名列前茅的期刊，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绩，然而，情况还远远不止这些。2012年春，欣闻《体育与科学》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首次资助项目，在《体育与科学》杂志入选核心期刊20周年庆典之时，作为该刊的忠实读者与作者，我义不容辞地要做一篇关于我与《体育与科学》主题的文章。 志理先生来信说，文章略可宽限，可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体育研究历程，整理一下自己研究体育的思路，倾诉一下自己的体育情缘。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志理的客气话，我的文章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们是为了庆典活动而行动的。顺便我也可以静下心来回顾一下我的体育研究经历以及和这家刊物的情缘。 体育学界的人大都知道我是学中文出身的，又写过诗歌、小说，文字功夫尚可，文史哲的基础都有一点，做过3年学报编辑，又读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所以写体育文章较为容易。但我仍然要解释一下，学中文的人很多，其中对体育爱好、痴迷乃至癫狂者也不乏其人，而像我这样多年如一日坚持写体育论文的尚属少见。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个问题。为此，我早就开始反思我和体育的情缘了。毋庸讳言，我写体育的文章的确写得顺利，从来如此，它就如我的呼吸一样，十分自然，我从来不觉其难，甚至不觉得其存在，因为我似乎就生活在它的核心地带，或者说体育就生长在我的身体内，随时可以升华为我灵魂的一部分。 我上研究生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体育类的，那也是我平生所发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是比较中西方武技的技术和文化特性的，发表在当时山西省体委主办的《柔道与摔跤》杂志上。研究生二年级时，我写的《拳击的魅力——谈拳击比赛的审美价值》就发表在《中国体育报》的理论版了，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还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拳击决赛中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解说词。以后我研究体育便一发而不可止，终于成为中国体育理论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但是，我的体育情结却并非来自纯体育的运动，它首先来自我的身体及由身体延伸出来的精神动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中国的体育过于强势，几乎淹没了其他文化品类，担当起了拯救中国人精神的使命，这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体育确实拯救了我。
我生来身体就不强健，这种身体的脆弱感反倒成为我日后研究和解读体育现象的身体性支点，体育也成为我构建体育中心论的感性化生发源。我还有个天性，身体不强，内心却并不文静，这种反差直接导致我对体育态度的分裂，一方面我需要体育实践来支撑我的身体，另一方面我必须思考体育，因为体育中永远隐含着我身体的另一半，它本身并不属于我，却已成为植入我体内的元素。我看到我周围的很多人并不一定需要体育，却可以活得很自然，而我却终生不可能离开体育，因为我离开了体育，很难保证我能达到一般人的正常健康状态。我认为这是体育对我的束缚，同时也是一种针对我本人的有关体育的不自由精神的话语陈述方式，但是，这也成为我日后做体育研究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性资源。其实，我一直想说，我论述体育，就等于论述本我的身体行为以及自我的身体的延伸态。质言之，对我而言，体育是一种多余的本我，是植根或生长于我身体的额外的辅助器。 我原始的体育情结一直植根于幼年的阅历。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类似或疑似体育的梦想，但那也未必是纯正的体育。其实从我爱听孙悟空的故事起，就未曾将体育想象成一种类似今人所讲的体育训练学、体育教育学的样子。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童年时喜欢胡思乱想。幼年时代我只知道孙悟空、雷震子、杨二郎、哪吒、土行孙，它就是我后来认可的体育人，因此，我认为体育人的原型首先是一种神话，一种植根于人类幼年的传奇人生和动感故事。我也深知，任何人都想到过超凡入圣，这并无多少稀奇，但人总难以变成神仙。这种幻想构成了我研究体育的萌发点，也成了我体验运动快感的现实性生存场域。 从小学到中学，我只喜欢玩耍，但并不喜欢体育。体育与玩耍不同，体育是一种十分讲究的玩耍，玩耍是一种十分随意的消遣；竞技体育是科学的、高科技的，玩耍则是反科学的、原始的。任何人都喜欢玩耍，并不等于任何人都喜欢运动。我恪守世界的这一极，围聚在我周围的是一群鄙睨体育的同类型的人。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到我和体育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因为我是学文学出身，我的体育关怀首先要落实到人类生命感的场域。对生命感体验较为强烈的作家很多，但我宁可举出郁达夫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像窥人间秘事的少年一样，沉溺于郁达夫的世界。自己也像染上了文明的痨病。那个终生害病的敏感男人，颇有些宿命的象征。上世纪20 年代的中国与80 年代的中国，异曲同工，大家都面临似曾相识的机遇。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定会造就异样的人生，也会出产不同的文化。 这里我仍想讲一下别人说过很多次的中国女排事件。1981年，中国女子排球队首次登上世界冠军的王座。我当时就作出了假设，假如郎平们也在读郁达夫，又将如何。答案可能有二，一是她们肯定不能打球了；二是她们再也不懂得读书。掂量再三，我认为郎平及其同伴读不懂或读不进去郁达夫更可能接近事实。文学杀伤了竞技；竞技也杀伤了文学。这种情况已昭然若揭。1981年，郁达夫和郎平一起闯入我的精神世界，占据了我早年的思想前沿。对我而言，他们具有同等的冲击力。他们相距遥遥，却能与我等距。他们对我同等重要，都能够拯救我，而且能继续填补我精神与信仰的空缺。若干年过去了，我回头一望。郁达夫来自江南，连通着我经久不绝的文人情操；郎平来自北方，沟悬起我与生俱来的北方血统。他们构成了我精神中的两极，也成为我研究体育的起点。因为文人化的我使我拿起了笔，而武人化的我让我练起了身体。直到后来我到了上海体育学院，看到姚颂平教授概括吴蕴瑞先生的体育思想时曾用过“身心一统”一词，我才知道所谓的身心一统可能恰是我的这种状态，只不过我进入体育圈实在是一种个人化的需求，和坚守某种理念大约没有多少关系。我竟在无意中合上了前辈体育学者的思想。 上大学时，我仍然很排斥体育，在体育游戏中时出点洋相已经不止一两次，搞得我极不自在，如此这般却更加促使我抗拒体育。就在我上到大二的时候，一场急性阑尾炎将我再度推到了亚健康者的行列，于是，我感觉到了某种险境，我觉得该下决心了，我决心彻底改变我的身体状况。在大学的后两年时间里我就一直在近乎疯狂地参与体育活动，先是打排球，成为班级队的队员，继而拜师学艺，并有幸成为山西大学武术协会的骨干队员，参加过全校性各种晚会的对打表演，多次以领操员的身份参加学校运动会的武术团体表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