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件事情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讲的是“做工作要讲规矩”。我当时是从社科院调到市委办的，人还住在社科院的公房里。有一次我家的电灯坏了，我想都没想就给市里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找个电工帮我修理一下。其实这么做是不合规的，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是对公服务的。后来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把我叫去谈了很久。他问我为什么要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我辩解说不好意思让原单位电工来修理。习书记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不是秘书，能直接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吗？你要不是秘书，就要从办公厅行政科走程序一级一级报上去。你这是利用你的秘书身份，打电话，办私事。”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做秘书的注意事项，说做秘书一定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要讲规矩、守纪律，不能有特权思想，要夹着尾巴做人，事事好自为之。这件事对我震动和教育很大，我当时还写日记记下了对这件事情的感想。这也说明，习书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人。后来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他送我的“好自为之”这句话。 有一些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是我后来间接听到和了解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永泰县和一个老干部聊天，老人家当时已经80多岁了，讲起习书记来非常激动，说习书记是他们村的大恩人。这位老人当时是村支书，已经连任两届，准备离任之际，习书记到他们村调研。老书记当时就跟习书记报告了村里的情况，说自己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村民出门都要坐小舢板才能到河对面的村镇，交通很不方便。习书记听了之后，马上指示几个相关部门去调研了解情况，很快就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市里出资30万元，给村里建了一座桥。村民们都很感恩，把这座桥命名为“幸福桥”。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正好经历了199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见证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他在福州的改革实践历程。请您谈谈这方面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承茂：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正好是他在福州“甩开膀子干事业”的时候。1992年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到处呈现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景象。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在1993年元月的时候，整理了一份《福州市1992年改革与开放备忘录》，其中写道：“新春伊始，习书记重发旧文《滴水穿石的启示》作为元旦献辞。这是提倡1992年的精神：敢于尝试，勇于坚持，善于积累。习书记预测1992年的基本态势：一是有紧迫感（元月十日在市政协委员视察全市时，习书记指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种紧迫感）；二是良机已到（习书记在元月二十三日开发区建区七周年庆祝大会上指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态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抓住机遇）。1992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 备忘录的第一篇是习书记1992年1月在市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打破框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年5月，习书记又在全市党代会上提出要排除五个思想障碍，即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待观望、与己无关、无所作为。 第二篇记录了“3820”战略构想的诞生过程。我在这篇文章最后谈了自己的感想：从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宏观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要在实践中随着事物的发展、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所以习书记在市政策咨询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指出要及时反馈执行情况，使领导能及时调查和修正后来的决策，争取最优实施效果。 习书记在福州的改革实践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马上就办”是习书记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的。3天后，他在马尾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又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之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习书记还在现场办公会上讲“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后来，马尾开发区为了提高办事效率，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办事限时制”即办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红灯呈报制”即办事的干部不能说不能办，如果办不了的事情必须往上呈报。我到马尾区工作后，习书记也多次强调“马上就办”理念。从多次谈话中，我体会他讲“马上就办”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干部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二是干部必须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光有宗旨意识，没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也不能做到“马上就办”。三是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有宗旨意识、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但没有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还是不能做到“马上就办”。当时他还提出“一栋楼办公”，即应当由政府办理的全部手续都在一栋楼完成，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创新。他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要加快改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建立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习书记“马上就办”思想的具体实践。 采访组：后来您离开秘书岗位到保税区工作，工作上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接触？ 陈承茂：1996年，习书记已经调到省里工作，我到福州保税区管委会任副主任。他对我说，福建要突出对台工作特色，保税区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在保税区一栋大厦里举办台湾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也就100多个摊位。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我向他报告说，虽然这个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但是对做好两岸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得到省里支持。习书记说没问题，你好好做，我写个贺信给你们。也正是因为有了习书记的贺信，市里也很重视，还请了一位副市长过来参加活动，在台湾客商中反响很大。可见，只要是对两岸工作有利的事情，习书记都非常支持，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