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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保险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广覆盖，实属不易。虽然眼下这个保障网还不够精密、厚实，但随着农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经营能力不断提高，以及补贴力度逐渐加大，未来提高保障水平是必然趋势。”庹国柱说。 多个农险“大招”在酝酿中——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2018年8月联合发文，宣布3年内将在全国24个县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或收入保险试点，将地租、劳动力成本均计入损失范围。专家预测每亩地保额可达800—1000元。这个水平，可以比肩欧美。 今年2月，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拓宽财政补贴险种，合理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承担的保费水平。同时，组建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支持农险可持续发展。 5月29日，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拓宽服务领域，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农险补贴机制，提高经营效率 2019年伊始，内蒙古银保监局陆续下发5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指部分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档案存在不真实、不完整问题。近年来，农险领域成为保险系统问题高发区，这背后，是目前农险管理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还存在不少“拧巴”之处。 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干涉保险公司经营。“大灾之年，某些保险公司面临‘赔破’之虞，就找到地方政府，开会商定赔偿比例。县里派干部一村一村地做农民工作，不按合同约定赔偿。某省农业保险公司年初提出投保再保险，省里认为‘浪费资金’，拍胸脯承诺财政资金会兜底。结果当年保费收了6.8亿元，应赔款支出11亿元，省里东拼西凑只给出2亿元，还有2亿多元应赔未赔，最后吃亏的是农民。”业内人士举例说。 二是农险项目招投标需要进一步阳光操作，防止权力寻租。 三是遏制部分地方截留保费、拖欠保费补贴的行为。“中央、省级保费补贴是在经营年度结束后到位的，某些地方市县一级管理部门会从中截留。国内某农险公司一年保费收入十几亿元，3年累计被拖欠保费竟达7亿多元。”业内人士举例说。 “管理部门在农险业务中的权力边界和角色定位，是指导者、监督者，而非参与者、主导者，这一点要明确，管理部门要有市场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庹国柱说。 农险补贴机制也有待“精细化”管理。 有些种粮大省，由于省财政拿不出足够的保费补贴，无法获得中央配套补贴，很多地区农险承保面积都是按“指标”给到部分农户手里。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三级财政补贴占农险保费80%左右。种粮大省、大市、大县，往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穷弟兄”，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补贴缺乏差异化的做法，会拉大各省农业保险差距，甚至挫伤部分省份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需要完善因地制宜的补贴政策。 农险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专家指出，农险是政策性业务，对承办机构的网点、人员素质等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在一些地方，一县之内十来家公司竞争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报价混乱。”庹国柱说，国外成熟的做法是，一省之内最多两三家公司做农险。我们不妨探索以“共保体”的形式开办，合理确定各公司业务份额，理顺市场秩序。 此外，当前各公司仍对农险业务经营情况开展利润考核，引发基层的惜赔、拖赔行为。应参考银行业对“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做法，提高对该项业务“薄利”甚至“亏损”的容忍度，推动形成对“三农”“敢保、能赔、愿赔”的保险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