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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莆田，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这一套。比起思考未来，人们更习惯于埋头赚钱。我在莆田反复听到的一个描述是，假如两辆来安福拉货的车发生剐蹭，双方会很有默契地探出头来相互道个歉，连刹车都不踩，因为耽误不起赚钱的时间。
商贩正在修改鞋面标签，以便于假鞋看起来更逼真 在安福市场抬头向上看，很容易发现监控摄像头，大多是阿冒主动装的，用来防备工商局突击检查。出口处一排房间的上方挂着蓝底白字的招牌，“城厢区打击制售假冒品牌运动鞋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几米外，交易热火朝天地进行。走出安福，正对面的树丛里挂着出售淘宝店铺的牌子，“全安福最安全，最耐用，合作一次，终身朋友”。 “他考虑的事太遥远了，对我们来说，做一单是一单，钱进到口袋里，心里最踏实。”谈起陈英洪时，一位鞋厂老板对我说。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做高仿总归不是那么正当的事。”我问他。 “买的人他也知道是仿的嘛！一双耐克两百多，谁都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他心甘情愿。”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只梨。“如果造一个假梨，有毒，吃出人命了，那是伤天害理。假鞋有什么关系？又害不死人嘛！还能省钱。你省钱，我赚钱，两全其美的事。” 3 “陈总这个人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当时根本不懂鞋子。”熊晓剑2007年放弃了匡威的邀请，从广州来到莆田负责洛弛的产品开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了解到陈英洪愿意一年花300万元设计费聘请韩国设计师设计五十款鞋，而市场上一款鞋的设计费大多是几千元。 熊晓剑以为陈英洪有如此魄力，一定是理顺了各个环节。但事情并非如此。 回归莆田之前，在广州的十几年，陈英洪大部分时间做赚差价的外贸生意，时间久了，他觉得终归要有属于自己的产业，于是有了两次失败的尝试。一次生产电脑包，一次生产珍珠饰品，都犯了类似的错误：做电脑包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产品设计上，以为生产加工不是难事。但拿着设计图找人代工时却发现，好的加工厂都被台商垄断不愿接单，愿意接单的工厂却又造不出来。 但他不愿放弃自己打造产品的愿望，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曾经厌弃的家乡。他觉得背靠莆田庞大的产业集群，只要打磨出好的产品，一切都不是问题。 然而，他却第三次犯下同样的错误。离乡十几年，莆田已经变得和他想象中大不相同。
在福建，以产鞋闻名的城市除了莆田，还有晋江。两座相距110公里的城市都曾是国际运动鞋品牌的代工基地，但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双双受创。因订单锐减而欠下巨额债务的鞋厂老板们纷纷跑路，留下了厂房、生产线、制鞋原料，以及数以万计的制鞋工人。 危机下的两座鞋城，命运从此分岔。晋江的鞋商们开始疯狂投放广告兴起造牌运动，1999年的安踏与如今相比就像个小作坊，年利润不过三百万元，却拿出八十万请孔令辉在央视体育频道喊出“我选择，我喜欢”，从此快速崛起。而莆田呢，则走上了生产高仿鞋的道路。对于从事了几十年代工生意的莆田人来说，设备、技术、材料，一切都不是问题。大大小小的高仿工厂快速滋生，比起正规代工厂，他们不要发票，不缴税金，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取同样的原材料，进而赚取更高的利润。 如此的发展路径，使得莆田虽拥有超过4000家鞋厂，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没有一个大众熟知的品牌，也缺乏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陈英洪沮丧地发现，他在莆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师。几经寻觅，他以每年三百万元的高价聘请韩国设计师，有同行看到设计图后忍不住感叹：我们在造小船，你是要造航空母舰。 重回莆田的陈英洪显得和同行们大不相同。例如，尽管他初二就早早退学跟随父亲在外经商，但却非常喜欢读书。他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读了EMBA，每年都会出国游学。他最爱读的书包括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凯文·凯利的《失控》、《必然》，几乎每天都在QQ 空间和微信朋友圈发表读书心得。 但莆田的鞋商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能赚钱才是硬道理。造鞋是个流程繁复的系统工程，后续环节的难度远超陈英洪的想象。不仅无人愿意代工，甚至很难采购到原材料。用熊晓剑的话来说，若是生产中低端运动鞋，莆田没有的材料，别处也不会有，但高端户外鞋当时在莆田尚属空白，想在本地买齐材料“简直是天方夜谭”。 面对困难，陈英洪常采取其他人觉得过于偏执的态度。手下人认为韩国人的设计图纸网布颜色太多，最好统一成一种，否则成本太高。但他禁止做任何修改，觉得阀门一旦打开，迟早和其他厂家同质化。他带着设计图拜访莆田最大的网布加工厂，对方拿着计算器算了一阵，开价三百万。他以为只需要几万元，差点当场晕过去。 为解决原材料难题，他只得将目光投向海外。一次去意大利参加鞋展时，负责翻译的员工签证没过，他只好在展位上一手拿着鞋子，一手跷起大拇指，不停重复几个现学的单词：high quality, good design, very good. 不仅是莆田同行，外国同行也觉得他是个异类。十几年间他参加了上百场国际鞋展，关于莆田鞋，他听到次数最多的两个单词是copy 和cheap。“很多人根本不敢相信我的鞋子是在莆田造的。”
商贩正在市场内交易 他把国外同行的惊讶理解为对洛弛品质的尊重。但赢得尊重是一回事，商业交易又是另外一回事。由于品牌知名度低，订单规模小，他只得溢价采购原材料，价格上浮百分之三四十。高昂的设计制造成本使得洛弛的定价也走高价路线，每双售价八百至一千元。 这是一场短期内注定看不到回报的赌注，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高价去买一个不熟悉的品牌。在同行们眼中，这是与莆田鞋的生存之道对着干。一位曾经尝试做自主品牌但又回归仿鞋生意的鞋商对此的看法是，莆田鞋低价造假的整体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高价精品注定没有出路。“如果鞋子质量好就可以有活路的话”，他说，“那莆田早就遍地是品牌了。”而陈英洪的想法却是：“中国产品总被人认为是低价的，什么道理？好东西不可能卖不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