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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升至8.3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59.6%。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70-80%左右将会进入成熟期，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将步入尾声阶段。从2000年至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升幅为1.4%，其中2010年当年的城镇化率就增加了1.6%。而从2010年到2018年的年均升幅降至1.2%，2018年当年的升幅仅为1.06%，这意味着城镇化的进程正在显著放缓。
16年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要全面放开放宽重点群体落户限制。《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出，Ⅱ型大城市（100 万—300万）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Ⅰ型大城市（300 万—500万）要全面放宽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这意味着除了北上广深等4个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以及武汉、重庆等10个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以外，包括西安、哈尔滨等在内的13个Ⅰ型大城市的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包括乌鲁木齐、贵阳、石家庄、福州等在内的65个Ⅱ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而剩余的5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落户限制也将全面取消。与此相应，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将步入新阶段，从发展中小城镇转到发展大中型城市。在过去的40年，我国发展最快的是中小城镇。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县级以上城市的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增长2.5倍；而同期建制镇从2176个激增至21297个，增长了近9倍。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城市化能够顺利接棒城镇化，人口能从农村和乡镇进一步向城市和都市圈集中，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相应住行和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的增加，就可以支撑中国房地产销售不至于出现崩塌，同时也足以支撑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四、从外贸加工到内需创新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的逆转。在经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全球都对战争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全球化开始大行其道。随着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的相继成立，全球各国都开始降低关税税率，从而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持续发展。而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从而搭上了全球化的顺风车，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工厂。对外经贸一方面帮助中国引进了稀缺的资金，2018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0725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492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最近两年外商投入信息软件业的资金也大幅上升，外商对制造业和高新产业的投资也带来了技术外溢效应，使得中国企业得以模仿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经贸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从对GDP增速的贡献来看，过去40年净出口贡献的GDP增速平均只有0.15%，但是外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绝不止于此。201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仍有34%，06年最高曾达到63%。按照商务部部长钟山的介绍，外贸带动的相关就业达到1.8亿人，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