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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出现在2月7日。新加坡卫生部当天宣布，除了之前已辨别确认的几组有限的群体性传播和多起独立的输入性传播病例外，新加坡国内已发生多起来源不明的社区传播，相关新增病例感染源头并不明确，患者都是新加坡本地人，近期也没有中国旅行史。这一趋势在此后几天的新增病例中也继续得到证实。 由于这些来源不明病例的出现，新加坡卫生部门在2月7日将警戒提高到“橙色”，与2003年SARS疫情时的级别相同。 对于采取这一举措的原因，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解释称，本地有限的群体性传播是指“对于这个传播集群，我们可以确定所有涉及的来源，我们有他们的名字，有发病的症状可寻。我们对这个特定的集群采取措施，就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然而他补充说，如果有多个集群，无法确定其感染源，那这就可以被认为是广泛的社区传播。“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将提升风险评估。”他说。 有专家担心，这种源头不明的社区人传人现象可能是感染大规模扩散的征兆。 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主席戴尔·费舍尔（Dale Fisher）13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表示：“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其他地方。在新加坡，我们正处于爆发的起始阶段。” 就在新加坡政府2月7日将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橙色后，新加坡社会随即引发了一阵恐慌和骚动。人们涌向大街小巷的超市抢购各种生活用品，一时间人心惶惶。
张怡亲身经历了这股非理性的抢购潮。“那天我特意去看了一个在我家旁边，平时没什么人去的高档超市，居然门口排的队也有好几十米长。甚至连厨房纸也抢完了。在新加坡这么久，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她说。 在此情况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迅速出面作出回应。8日，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未来新加坡可能还将出现更多源头不明的确诊病例，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民众应做好心理准备以随时应对任何新状况。 他同时也强调，新加坡日常用品供应充足，民众不必慌张，也无需囤积食物及日常用品。疫情考验着社会的凝聚力与韧性，希望民众能够保持平常心态，因为“恐惧比病毒更具杀伤力”。
李显龙指出，目前中国湖北之外的疫情致死率仅为0.2%，而流感的致死率是0.1%，称“从致死率上来看，新冠肺炎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而其传播性则比SARS更广，所以遏制其传播会更困难。 李显龙进一步表示，如果未来确诊人数持续攀升并且继续让所有疑似病例住院接受隔离，那么新加坡的医疗资源将难以应付。鉴于该病毒致死率维持在一般流感的低水平，因此政府将鼓励那些出现轻微症状的人看家庭医生并在家休养，而老人、儿童以及有其他并发症的人应入院治疗，以便集中医疗资源。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但我们得预先考虑，提前做出准备。所以我才与你们分享这些可能性，好让我们都对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 民众对李显龙的讲话和对当前疫情的解读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表示出担忧，认为新加坡这是在“放弃”防控，而另一些人则对政府显示出足够的信任，认为政府这种“轻度干预”的态度显示出疫情不会变得那么糟糕。 此前在农历春节期间，新加坡为庆祝节庆，分别连续举行了上万人规模的“妆艺大游行”、洛阳大伯公宫元宵万人宴、印度大宝森节等大规模群体性活动。一些民众对此颇有微词。 近两周后，据路透社20日报道，新加坡官员承认两周前那个引发生活用品抢购局面的提高警戒级别的决定，存在一些“误读”。 新加坡或成疫情传播全球观察样本 截至20日中午，据《联合早报》统计，新加坡累计的84起确诊病例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地感染61例，其中17例感染源不明。 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之一、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王林发(Wang Lingfa)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于近期新加坡病例的上升，可能和政府采取的严格频繁的检测有关。 “SARS后，新加坡政府、临床医生、科学家和公众在处理类似的事件时更为警惕和合作。而一个更高效的检测和报告系统，自然更容易发现出更多的病例。”他说。哈佛大学传染病动态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报告，也印证了“新加坡疾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的能力使其病例数偏高”的说法。 据路透社20日报道，新加坡至今已隔离了近2600人，该国卫生部门官员称，要找到这些人，需要航空公司交出飞行人员名单、在安全监控中跟踪病人的动向，并请警方调查人员进行搜查等。 张怡也认为，李显龙的演讲可能被一些人误读了。“在当时社会情绪极为紧张的背景下，他首先要安抚民心。其实新加坡政府一直是外松内紧，新加坡的医疗能力在SARS之后也不断得到演练提升，所以我对政府的应对有信心。”她说。 亲历2003年SARS和2009年H1N1的前《海峡时报》副总编辑Alan John也认为这次的疫情的确非常严重，但是并没有SARS那么可怕。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并与我们所有人及时沟通。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糟糕。我们还不知道它会传播到什么程度。如果未来确诊数字急剧上升，我预计政府将不得不改变做事的方式。”他对澎湃新闻说。 尽管理性上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信心，张怡承认，心中还是会有担心。她远在武汉的舅舅已经确诊在医院隔离治疗。“他告诉我，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得上这个病的。”她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么这里（新加坡）的医疗资源肯定是不够用的。” 张怡表示，这也正是一些人的担忧，尽管新冠病例目前病亡率低，但传播能力不低，引发的严重程度也并不低，如果疫情一旦在新加坡大面积爆发，将有社会秩序失控、病床资源冲击严重的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