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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戈恩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戈恩具有取得成果的能力，他对业绩和数字目标的专注度极高。前日产高管铃木（Yutaka Suzuki）说：“（公司）最初取得V型复苏并非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是因为他是卡洛斯·戈恩。”在戈恩2001年出任日产CEO之前，铃木曾被认为是该职务的继承者。 《金融时报》称，戈恩过去很少发脾气。“他不喜欢冲突，不想强迫人们做事。”一名与戈恩共事过的人说，如果他对下属的表现感到失望，他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解释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他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 当时的戈恩身着工厂夹克、不合身的西装、戴着古怪的眼镜，这与近年来戈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非常不同。与戈恩一起工作过的人向《金融时报》描述称，他是一个与员工、供应商、经销商和工厂直接交谈的老板，他的管理风格是开放和透明的。 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戈恩会在一个小时内回复家人的短信。他的绰号是“7-11”——他说自己的工作时间“从黎明开始，到日落后很久才结束”。 戈恩的行动力曾经带动他周围的人。一位前日产高管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他有一种技巧，几乎能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对的，他也要求他的员工像他一样“四海为家”，日产一位欧洲总监曾被告知需要在次周移居日本。 “再造者”戈恩 但谁也不知道，情况在哪一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当他被派到日产时，寻求适当的报酬是完全自然的，但他似乎已经越过了界限，自那以后出现了各种问题。”铃木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戈恩作为日产“救世主”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认为戈恩变成了暴君，另一些人认为他受到贪婪的驱使，还有些人认为他使法日合作的典范变得严重不平衡地偏向法国。 2005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戈恩被任命为雷诺的CEO，他同时掌管着两家跨越8个时区的大型企业，权力集中的局面开始形成。后来日产高管声称，这造成了公司治理标准的明显缺陷。 戈恩面临着全新的、独特的管理挑战，他需要在两者间维持最脆弱的平衡：一边是被法国政府持有的大量股份所束缚的法国企业，另一边是作为强大的工业合作伙伴、在业界占据决定性领先地位的日本企业。 渐渐地，戈恩在巴黎的职责有所增加，再加上所涉角色的政治复杂性，他在日本，特别是在企业下游区域的时间有所减少。 与此同时，戈恩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掌管着2000亿美元的资产，他开始称自己为日产的“再造者”。 雷诺前首席运营官帕特里克·佩拉塔（Patrick Pélata）说：“从1999年到2005年，卡洛斯·戈恩是一位更有协作精神的老板，不断拜访工厂车间、与员工交谈。”2012年离开雷诺的佩拉塔现在是一名汽车业顾问，他补充说，“然而作为一名老板，多年来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变得更加专制，告诉人们他不想看到问题。” 熟悉戈恩想法的人们坚持认为，他并没有被自己最终扮演的四个角色压垮：日产和三菱董事长、雷诺公司CEO和三家车企联盟的负责人。他们补充说，他的管理风格变化是必要性和时间有限导致的，并非管理理念或方法的根本转变。 戈恩的职责不断增加，他不再参加与日产主要经销商的年度会议，这些经销商变得越来越沮丧。该公司在日本的排名从仅次于丰田的第二位跌至第五位。 2016年春天，经销商要求戈恩提供“问答时间”，就日产日渐低迷的业绩对他进行“盘问”。 日产在日本的一家大型经销商的负责人说：“以前我们有一种感觉，他会倾听我们在现场发出的声音，一起管理公司，但那种团结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改善，戈恩的同事们发现他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声誉。他的西装变得更时髦了，每次车展，戈恩都会订购一套新的LV。 然而，也有人看到了这位日产前老板无限风光背后的无奈。戈恩大学时的朋友、经济学家让-马克·达尼埃尔（Jean-Marc Daniel）表示，尽管戈恩手握大权，但他一直在与一种“排斥感”和“归属感”作斗争，在法国和日本都是如此。“他总是在真正的‘圈子’之外。”达尼埃尔说，“他觉得自己必须保护自己、积累财富、变得更加权威，结果反而使他更加孤立。” 戈恩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与国家元首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掌握至少五种语言，有着文化熔炉式的成长经历。不论是在美国的汽车厂还是中东的宫殿，文化上的灵活性使他能够融入任何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他既来自所有国家，又不属于任何国家。”一位经常与戈恩出行的前主管说。 根据《金融时报》对日产运作模式的调查，企业内部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戈恩，因为人们担心，在“任何人都不能提出异议或说‘不’的企业文化中”，他们会遭到报复。“部分问题源于（日产的）高管放松了警惕，不敢公开反对戈恩。”铃木表示，“这创造了一种自满的环境，让戈恩觉得自己可以逃脱任何惩罚。” “贪婪者”戈恩 2016年秋，戈恩在金碧辉煌的法国凡尔赛宫为他和第二任妻子、50岁的卡罗尔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派对。三年后，日产和雷诺都以这场派对为焦点下令开展更广泛的调查，他们想要查清，两家企业提供的服务、产业和其他支出，是否最终只让戈恩及其家人受益。 《金融时报》称，通过日产的非合并子公司，戈恩在贝鲁特、里约热内卢和巴黎购买的公司住宅支出近2000万美元。正是这些资产在2018年初引发了日产一小群高管的秘密调查，当时戈恩正宣布，他希望让日产与雷诺之间的联盟“不可逆转”。 戈恩的代表称，所有这些费用都得到了授权，并与合法的商业目的挂钩，他的家人认为，这些住宅是日产批准购买的公司住宅。 在将三菱公司纳入联盟的两年之内，戈恩已成为该行业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在2017-18财年，他获得了总计1700万美元的薪酬，在拒绝了竞争对手通用汽车两倍薪酬的工作邀请之后，戈恩越发认为自己的薪酬是合理的。日本上市公司中唯一一位当年收入更高的CEO是索尼前掌门人平井一夫，他的年收入为2500万美元。 就在戈恩被捕前几个月，英国《金融时报》问他是否曾想过自己的薪酬过高，他笑道：“没有任何一名CEO会说‘我的薪酬过高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董事会在这件事上拥有最高权力。” 与他共事近十年的雷诺前同事说，“有一件事从未改变，那就是他与金钱的关系。 他一直认为这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戈恩的薪酬，以及他退休后本应得到的数千万美元，成为了导致他遭受指控的核心。 目前，戈恩在日本面临漏报巨额收入、向日产转嫁个人投资损失等4项指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