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农民吃亏论。不管是第一阶段的还是第二阶段的农房改造，基本上是政府出钱或政府出面引入资金，帮助农民盖新的、好的房子，农民怎么会吃亏呢？担心吃亏和是否吃亏是两回事。我们的实地考察发现，第二阶段的农房改造，因为先拆后建，确实有农民担心吃亏。先拆旧房和临时租住会借住，还要农民先支付少量选房押金，本来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或更大的好处，可是农民担心未来好处能否实现。这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多得不如现得的道理。不过，已经做好的，其实农民的生活质量都比原来大幅度提高，没有吃亏的。有些原来因为各种原因多占宅基地、多盖房子的农户，可能觉得自己吃亏，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吃亏，只是不像原来占那么大的便宜。 4、基层干部蛮干、强拆论，甚至破坏古村落及其文化论。中国那么大，不能保证个别地方、个别干部有些急躁、具体工作方式上出问题，但是，有两个“不要低估”：一是不要低估农民的理性和力量，不要简单地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就什么都不能作为。农民、至少部分农民也是懂法懂政策的，也懂政府很害怕群体事件和上访。农民也是善于利用机会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尤其是与政府打交道，既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一定的提防，又希望和努力从政府多得一点。还有，农民认为，既然我是农民，只要不是太出格，闹一闹也不怕什么；二是不要低估广大基层干部的素质，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想为百姓做点好事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农民也是尽力宣传引导的，遇到特别难缠、自己特别委屈的情况，也许个别人会有不合适言行。基层干部有什么强大动力去冒政治风险、强行拆迁，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实地考察很多地方，几乎没有见到把有文化价值的古村落给拆掉的。说句实在话，这些干部们在没有文化旅游资源的情况下，都想造一个景点，包装一下，发展乡村旅游，怎么想着去破坏既有的有文化旅游价值的村落？当然，中国那么大，不能保证某个地方真有极个别糊涂小官干过这种傻事，但是不能依此做出对基层干部在农房改造过程中的判断。 5、基层干部谋利抡和腐败论。这种言论几乎是猜想或担心，有无腐败或谋私利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有的，实际上也确实有少数人谋私利，严加监管、有就查处，这是必须的和应该的。但是不能拿担心和猜想去判断农房改造和撤村并居及其与之相关的基层干部。我实地考察比较多，在农房改造这一事项中，没有发现基层干部有明显的谋取私利的机会，当然，我不是纪检干部，也不懂行。基层干部有没有个人动力呢？有的，他们主要是想在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做出政绩来，不少基层干部都希望我们把他们做的、他们看来的好事宣传一下，获得肯定。也有不少基层干部不是为了获得表扬和升迁，而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指标，避免问责。当我们把广大基层干部当做普通人、当做干部队伍中期待被肯定、提拔的一员时，尤其置于经济学的原理中分析时，是正常的和应该被理解的。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图，如果是那样就很奇怪、不可理解了。其实需要换位思考。 6、农民被逼上楼、生产生活不习惯论。前面已经说了，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干部工作方式粗糙，但是，绝大多数地方、绝大数农民是在基层干部的宣传、引导下同意拆迁的，不排除有少部分可能有些担心、不完全想通但是随大流同意的，也有极个别就是坚决不搬的。生产不习惯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农具不方便放置、家庭养殖不方便、种地远了一点。其实基层政府很快注意到这些并且尊重农民习惯，也有解决的具体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和设施很快被农民废弃，前面提到了）。至于住楼房不习惯，主要是老人，只是短暂的，很快就习惯了。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搞现代化，不就是农民不断市民化、农业不断产业化、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种地、让越来越少的农民多种地吗？习惯是可以变的，移风易俗也是常态化的事情。 7、村庄唯美、留住乡愁论。既然是乡愁，是一种情愫，就是用来怀念的。再说，现在的被改造的农房绝大多数没有一些人士所想象的炊烟和田园风光，院子里比较脏，厕所等不方便，味道不少，也不烧柴火从而没有炊烟，蚊虫很多。生活很不方便，年轻人都不愿意住了。引导、帮助农民改造、从而过更好的生活是主流。如果一些人士觉得现在的村落和农民生活很美好、很惬意，可以与农民换一换，您去农民家常居，就知道没有那么美。在摄影师的镜头里，沙漠是美的，摄影师愿意天天住在沙漠里吗？ 三、对撤村并居和农房改造的总体判断和建议 首先，要把农房改造和撤村并居置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分析和判断。要确认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治理、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等，都处于大转型之中，而这一大转型的核心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可以说，其它的转型或变化都与此相关或由此引起。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大大提升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变城乡物理面貌、改变各种产业的业态和组织形式、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化除开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制度基础外，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强化人们的自利意识、改变人群的组织方式、改变或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交往方式，等等。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会深刻发生变化，中国的这种变化正在进行中。农房改造和撤村并居就是社会大转型在农村的、直观的综合体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和深入，农村和农业人口减少而变成市民（涌入既有城市或就地就近城市化）、村落凋敝、农村社会重组，是必然的大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政府、包括政府的基层官员推动这一过程，总体上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在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大转型中，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基层干部工作细节上的不周全甚至失误以及农民的不适应、莫名的担心等，实在是太正常的事情。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大趋势、大潮流，不能否定主流的进步性质，不能因噎而非食。 其次，在认识社会大转型的大背景前提下，对农房改造和撤村并居的认识和判断，应该认识和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一是正确认识农村进步的自然演化和外力推动的关系。农村和农民，从长期看，也会自我演化和进步，这是没有疑问，但是，这种进步太慢，可以说，假如没有外力推动，广大农民的素质、生活质量、农业生产方式进步，再过几十年，也不会有太大提升。对于农民和农村而言，技术的引入和政府的推动都是外力，在中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是很重要的。不能说政府的推动就绝对都是办好事或者把好事办好，但是，其正能量、好作用，远远大于其可能的犯错；二是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包括多数地区、多数人与少数地区少数人的关系。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农房改造和撤村并居，就已经完成了改造而言，几乎所有农民都是受益的，都是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实际上是分享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经济学尤其强调大数定律和服从统计分析；三是农民的长期利益、根本利益与短期困难或不适的关系。在改造和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初期，农民不适应、甚至有一些困难，可能难免，政府一方面要尽力解决和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农民适应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不是往相反的方向去渲染，煽动和鼓励农民停留在原地、不进步，不愿意为未来更好的生活付出任何短期的代价；四是客观认识农民及其与政府的关系。首先，农民不是有些人士想象那样，任由基层干部怎么样，他们也是有理性、有力量的，一些公共事务决策和与自己不相关的事情，农民可能不太关心基层干部怎么做，但是，直接涉及他们的物质利益时，像农房改造、拆迁补偿这类问题时，农民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量还是很大的，不要臆想基层干部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强行作为，不要用极端个案去判断总体。还有一点要认识到，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一方面信任度不高，即使为其做好事也很难得到其全部信任，总是有人怀疑政府、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其实最后发现不是受损而是受益，所以，农民担心受损和实际上是否受损，也是一个需要判断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事找政府，不管是否是政府造成、该不该归政府管，都找政府讨说法、闹一闹、甚至搞出一些动静来。其实基层政府及其官员是有些尴尬的；五是对基层政府及其干部，要处理好约束与激励（包括适度容错）的关系。基层政府及其干部每天直接面对广大农民和许多具体的、棘手的事情，政府的许多决策靠他们去执行，转型中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矛盾又多发，得罪人的事情也得去做，既要说好话，有时还不得不说丑话、做得罪人的事，所以，农民对他们的印象容易不好，更何况工作中不可能不出错，他们当中也确实有少数不合格的。但是，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既要加强监督，也要给予应有的信任、鼓励和容错。具体到农房改造，难免不周到，或者农民的不理解，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工作主流和成就。不是他们，中国农村不会进步这么快。没有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中央的许多政策和决策不可能实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