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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且以布莱斯的《大转型: 二十世纪的经济理念与制度变迁》为例，来说明如何在历史情境中打开 “知识生产时刻”。与麦琪类似，布莱斯也主要关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这两个“波兰尼时刻”: 前者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后者从凯恩斯主义 (政治上是嵌入性自由主义) 转向新自由主义。而布莱斯的历史解释重点在于经济危机后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经济知识的重构。在3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危机是暂时的，且自由市场秩序很快可以修复，但事实证明危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胡佛总统使用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不以失败告终，以致当时的官僚系统、工会和业界都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罗斯福上台后，也出现了“行政管理价格”、“稳健金融”等多种政策，但最终总需求不足的理论成功解释了危机，并提供了增加政府支出的解决方案。这一理论很快形成了广泛的政治联盟: 工会支持，是由于《社会保障法案》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多种保障计划; 而业界支持，是由于此理论承诺生产扩大，而随后的战争又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机会与可靠的利润。二战前后，这一政治联盟建立了 “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多项建制来支持这一理论－政策范式。 70年代开始，持续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并存，这种新的危机处于凯恩斯主义基本解释框架之外，国家、业界和工会再次陷入高度不确定性。此时出现的新理论更多的是对此前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重新包装和阐释，其中包括: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供给学派和跨学科的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些翻新的经济学理论为业界突破危机、重新实现增长和利润提供了希望，扩张型的财政国家成了危机的替罪羊。在这个新的联盟中，权力结构改变后的国家和商业界重新站在一起，也许还包括对 “对抗性政治” (adversarial politics) 和美国隐形福利国家失望和厌恶的中产阶级 (Prasad，2006) ，而工会作为曾经重要的政治力量决定性地衰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