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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军事知识被重组为 “路线手册” (route book) 和军事报告( military report) 这样的标准形式，而此前情报系统大抵只负责绘制地图。此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多层丰富信息，如地理概貌，人口数量、族裔分布的统计，各种势力军事力量的面貌和测算，物资分布情况，殖民地区及周边的政局等，而后者只有地理的单层信息。这与统计技术在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西方国家治理技术核心 (Woolf，1989) 以及工程师出身的新技术精英进入情报系统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这种知识形式也是通过一整套新的制度和实践生产的，比如横跨亚洲收集军事统计数据的侦察活动实现了制度化，而不再是浪漫化的探险;搜集到的情报进一步通过整个亚洲的使馆、领事馆和战略据点的网络来流通; 对于情报的整理、存档和检索系统的建设; 此外，还有绘制地图和统计等新技术的运用。 最后，这一新知识形式使得备战和军事规划成为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活动，并重构了帝国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基础。因此，在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取代帝国的时代，殖民帝国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反而增强了。帝国通过这些知识 － 权力装置将亚洲客体化，而这种特定的知识反过来又被亚洲所内化，成为它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此外，著名的人类学家提摩西·米歇尔 (Timothy Mitchell) 在 《专家治理》一书中，通过分析埃及的殖民历史中的知识建构，更有力地说明了知识 － 权力装置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他指出，“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领域、社会科学知识的对象、统计与政策的对象，是晚至 20 世纪之后的历史现象。埃及作为一个相对边界明晰的经济体的建构过程，最早正是在殖民时期一整套装置的作用之下完成的。 首先，三角定位法 (triangulation) 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测绘行政机构的建立，使得地图的 “精确”绘制成为可能，一个统一的可测量的空间从此诞生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空间知识并没有 “增长”，也并不必然更 “精确”，而知识的再分配确实发生了，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被创造出来，使得专家和官僚获得了操控空间。其次，通过把殖民前的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当地统治者的土地政策与法律制度污名化，私有产权在殖民时期被合法化，成为新经济体的重要基础。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正是通过地图测绘、新法律制度和庄园内部束缚农民的空间政治来达成和维系的，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白人殖民者。最后，关于国民经济的统计技术和统计机构的发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棉花在殖民经济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对于这一单一商品的统计使得复杂的经济关系被大大简化和同化，很多经济活动被遮蔽了。而以此为基础的统计发布，又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及其听众。当然，统一货币的发行、城市发展等也是重要因素 (Mitchell，2002: ch 2＆3) 。 三、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 知识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学最新发展的另一贡献，在于重新找回了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在 “第二波”的研究中，行动者如果不是结构的牵线木偶的话，也总是无法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相抗衡。个体的理念、行为和动机无非是 “深层结构”形塑的结果，因而并不是长时段历史解释的恰当层次与最终动因。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知识研究关注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关注知识在这些主体之间的流变，关注不同知识/理念的竞争，实际上极大地提高了能动性与文化的权重，并引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或然性，打破了原来的解释框架。更进一步的是，知识研究极大修正了此前对于行动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原先典型的解释图景中，个体或群体行动者有明确的目标，不论此目标是经济或政治的利得，还是文化或超验的价值，往往是由其结构性地位所决定的。而实际上，恰恰是行动者所拥有的全部文化工具或全部剧目本身 (repertoire) ，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决定了行动的目标及其手段，而不是先验的、先定的。换言之，行动目的是在历史情境中涌现的，是行动本身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对于行动者的知识图景、理念和文化工具的具体分析，以及对于历史场景的理解，才能有所查知 (Biernacki，2005) 。在此过程中，个体才被建构为 “主体”，而行动的对象才产生了。除此之外，与特定知识生产、传播与旅行相关的布迪厄主义的 “场域”之诞生，其内部网络的形态、不同行动主体的地位和社会资本、权力关系的面貌等，亦是新历史社会学可以大展身手的研究议题。 当然，知识研究作为一个松散的集合，内部也有多种取径，背后隐含的时间性也很不一样。其中有一种关注了行动者，但更接近 “第二波”的解释图式。比如，社会学家萨拉·巴伯 (Sarah Babb) 追溯了墨西哥是如何从20 世纪 50 年代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变为 70 年代之后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在此过程中，核心的学术机构以及学术权威发生迁移，经济学家的政治角色和制度基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化 (Babb，2001) 。再比如，罗伯特·伍斯诺 (Robert Wuthnow )在 《话语共同体》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变迁与阶级结构如何影响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想运动的发展，知识的主体和话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Wuthnow，2009) 。而另一种更激进的知识研究对于行动主体的想象是这样的: 知识主体的更替、知识范式的更迭、知识场域的转型，才是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力。这一过程充满了能动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 此处先以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麦琪 (Stephanie Mudge) 的 《左翼的重新发明》一书来加以说明 (Mudge，2018) 。此前对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左翼政党在 “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历史重大变迁的归因，无非是 “政治结构决定论”和 “经济结构决定论”。而她另立新论，认为左翼政党内部专家出身、智识和政治联系的变化，才是把政治和经济等外部冲击最终转变为内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大转型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党内掌握政治知识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群体才是连接选民与政党的必要中介，也是政党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场域矛盾的关键。他 (她) 们才是真正的中枢与铰链，而在之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关键行动者及其拥有或创造的知识往往被忽略了。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反动，把知识建构和知识群体放在了历史的高光下。在传统的选民构成、选举制度、党内组织、社会裂痕等变量之外，该书把读者的视野拓展到了政党的文化体系和理论人才构成，是一种很有启发的 “内部视角”，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政党研究的 “折射视角”(refraction approach)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