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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发展不仅包括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也内含研究议题的变革。本文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出发，来讨论这些议题如何体现历史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内核，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文章重点阐释了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知识研究的可能面向，并回顾了诸多西方学界近期作品来加以阐发。 【文章来源】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期, 2020.
一、历史社会学的议题转变 历史社会学 “第三波”思潮中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 从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于行动主体和历史或然性的关注逐渐取代了对于超级结构主义 (hyper-structuralism) 的迷恋，而对于事件和过程的重视则取代了长时段 (Longue durée) 的研究方法。我在此不予赘述，亦可参考此前中文语境 中 的 综 述 ( 郦 菁，2016; 钱 立 成，2019; 徐 晓 宏，2017; 严 飞，2017) 。在英文语境中， 《再造现代性》 (Remaking Modernity) 一书对于历史社会学本身做了一个知识考古，不啻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一种诞生宣言，也是最重要的总结和论述之一 (Adams，Clemens ＆ Orloff，2005) 。然而在此之外，此书的编者还提出了 “第三波”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与时间想象变化相伴随的研究议题变化。 概而言之，“第三波”从传统的有关现代社会形成与变迁的政治经济议题转向了文化，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 从对国家强制和制度权力的关注转向日常生活中毛细血管般权力的运用; 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压抑和贬低的所谓 “非理性”面向，如宗教、情感、习惯等，也在 “第三波”重新复兴; 最后，政治和经济精英之外的多元社会群体，如庶民 ( subaltern) 、女性、LGBT 群体、少数 族 裔、非 西 方 社 会 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Adams，Clemens ＆ Orloff，2005: 22 － 23) 。这些新议题对于批判和重构“第二波”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如国家、革命、阶级、世界体系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新鲜素材和视角。 本文将主要概述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所谓 “知识”，是对于信息流的特定组织方式，一方面与传统的 “意识形态” 概念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有别于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如 理 念、文 化 图 式( cultural schema) 等。简言之，“意识形态” 作为一整套连贯的话语，内部更为统一，并以国家、教育机构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来建构、再生产和灌输; 而 “知识”内部并不连贯一致，可能有多元的范式，并对应多元的生产者 /持有者、生产空间和认知模式。而与广义的文化概念和因素相比较，知识则更系统，是更有意识地组织信息的方式，往往明确地与一定的制度场域相联系，并因这些场域和其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显见的变化。因此，知识研究的兴起与广义的文化转向关系莫大，但仍有所区别 (Swidler ＆ Arditi，1994: 306) 。早期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等人的知识社会学更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和知识分子政治 ( 曼海姆，2002) ，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知识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动向有机结合，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本文将用以下三个部分来逐一论述各方面的理论贡献和实证层面的切入点，并简要介绍代表性的作品。 二、知识-权力装置 首先，由于对权力作用机制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知识研究抛弃了社会结构和结构性地位单向度、决定性形塑个体的论调，转而关注知识 － 权力的一整套装 置 (apparatus 或 dispositif) 是如何建构并起作用的 (Foucault，1980) 。福柯自身也从未对 “装置”下过清楚简洁的定义，但似乎至少包含: (1) 保证知识生产与分发的各种制度和行政工具; ( 2) 知识的形式、认知模式与传播方式; (3) 知识的具体话语本身以及有效性; (4) 技术。正是因为此前对于普遍的、超历史的真理的想象已经几乎走入死路，福柯主义实际上把关键问题转向了对于真理的言说。换言之，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知识、概念、话语是如何生成的，通过怎样的装置、何种历史过程获得了普遍性，并巩固了权力; 通过此番操作，福柯主义把此前的哲学难题都消解为了历史问题 (韦纳，2018: 36) 。并且，用 “装置”替代 “结构”，与第二波后期历史社会学家开始用 “制度” 替代 “结构” 的运动类似，在 “个体”与 “结构”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避免了机械僵化的结构主义，为引入多样性与时间性打开了空间。此外，福柯主义还力图还原历史和社会事实的特异性: 因为对于知识 － 权力装置的发现，可以看到被建构的连续性所掩盖的断裂，观察不同时空现象如何被合并为同类项，普遍性如何被制造出来(韦纳，2018: 37 ～ 68) 。这都为 “第三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用以纠正 “第二波”内在的目的论和功能论。 此处先单举一位深受福柯影响的历史学家。何伟亚 (James L. Hevia)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知名教授，此前他以 《怀柔远人》、 《英国的课业》等作品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收获了相当的赞誉。在其 2008 年出版的 《防卫帝国: 不列颠的殖民知识及其在亚洲的帝国建构》一书中，何伟亚力图描绘从 1880 年到 1940 年英帝国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军事情报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而重新构建了有关不列颠殖民地的知识，并维系了帝国本身的权力体系 (Hevia，2012) 。在1871 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竞争升级，英国需要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而英国国内亦发生了崇尚统计工具、在议会内部新建专门的政策委员会、公务员系统建设等行政方面的制度改革，军队系统也开始引入新的行政和后勤技术。在此背景下，伦敦在 1872 年建立了负责整个帝国战略的情报部门，随后在1878 年建立了 “印度陆军情报分部”。 正如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在 《知识社会史》中指出的那样，军事/外交和商业情报是17 世纪以来的一种重要知识 (Burke，2013: ch7) 。何伟亚则通过一种历史学家的细腻叙述技巧，把 19 世纪后半期英帝国内部支撑和生产这种新知识形式的整套 “装置”加以剖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