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官兵的法律素质,1986年起全军和武警部队接续开展五年普法教育活动。1992年中央军委确定设立司法行政工作机构,随后在各级设立法律顾问处和法律咨询站,专门为部队官兵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仅“四五”普法期间,全军就有120万人次接受了法律咨询服务,40多万件涉法问题和案件得到合理解决。与此同时,正规化的军事法学教育蓬勃开展。1992年我军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培养军队法律人才的教育机构——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开始培养军事法律专门人才;进入21世纪,许多军地院校都开设了军事法学专业,形成了从军事法学博士、硕士、学士到任职培训的健全的军事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为依法治军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支撑。 3、新时代军事法治发展迈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从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高度来定位军事法治、布局军事法治、厉行军事法治,把依法治军放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迈入从法规体系到法治体系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2012年12月,习主席明确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依法治军从以立法为中心向以良法善治为中心转变。2015年2月,《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印发,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规范、全面部署法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提出2020年前初步构建包括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全面立起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四梁八柱”。2017年8月1日,习主席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依法治军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 适应改革强军战略需要,军事立法坚持同改革相衔接,强劲推动新时代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2016年5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加强军事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此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11月,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从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具体目标任务。《国防交通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及新修订的《军事立法工作条例》《军事训练条例(试行)》《文职人员条例》等一批新法出台,新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新军事训练大纲、新一代共同条令相继颁发,释放军事活力、保障军人权益的一批政策制度接续落地,新时代的军事立法正在确保国防和军队改革行稳致远。 全军加快领导方式和指导方式变革,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推进军队领导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各级适应改革后的新体制,坚持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深入开展“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子”活动,驰而不息聚力依法从严治训;部队按照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的原则,完善决策指导、办事用权的程序规则,试水“权力清单”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广泛开展法治军营建设活动,初步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中央军委新调整组建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军委审计署,犹如三把监督利剑震慑常在,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全军上下掀起强劲的整风整改和执法清查活动,从反“四风”到纠治“五多”再到“八个专项清理整治”,开启了厉行法治、严肃军纪的新气象。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改由军委政法委统一领导,按区域设置,中国军事司法体制迎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4、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创新发展 回顾70年军事法治的勃兴之路,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道路,不断以法治推动、保障我军改革转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强化军魂意识,以确认和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本质特征;着眼战斗力生成,以服务备战打仗为军事法治根本出发点;保持协调发展,以建立完善军事法规体系作为源头工程;适应时代要求,始终坚持在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上聚焦用力,等等。推动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并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瞄准短板弱项,下功夫实现由“管理型”向“作战型”、“封闭式”向“开放式”、“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型,彻底释放激发国防和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法治活力。 从立足和平建设的“管理型”军事法治,转向服务备战打仗的“作战型”军事法治。近年来,我军执行任务种类多、用兵规模大、出动频率高,迫切需要做好各类军事行动的法律服务保障工作。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创新发展,必须精准反映战斗力生成规律,紧贴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要求,推动军事法治资源要素全面融入主战链。在立法上,应瞄准“战建分离”新体制,着力构建以作战条令为主体的作战行动类法规体系。在信息网络时代,战争过程日益科学化,联合作战行动更加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应当通过立法疏通联合作战的体制经络、激活指挥神经、确保行动协调;在执法上,应着眼保障战时指挥和作战行动,强化战时执法体制机制建设,提前设计好战时执法职权、标准、程序和责任追究方式,确保战时军令畅通;在司法上,加快战时军事刑事诉讼立法,完善战时戴罪立功制度、战时军事司法管辖制度和战时军事审判制度,为保障战时指挥效率和行动秩序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司法保障。 从立足国内军内的“封闭式”军事法治,转向面向世界的“开放式”军事法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建设开放型军事法治。总体看,我军法治建设呈现出的是“封闭式”状态,对我军走出国门遂行海外军事任务常态化法治保障不够。应当加快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国际军事合作交流等领域的相关立法,推进建立军事法律顾问制度,为我军遂行任务提供伴随式法律保障。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率先探索地区性国际军事规则,将人民军队的文明规则推向世界,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军事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