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军事篇”系列文章②】 军队以治为胜,治军以法为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谋划和推进人民军队由革命“游击队”向国家“正规军”的转型中,十分重视发挥法制的功能作用,积极运用革命法制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改革开放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整顿军队的需求,共同推动军事法制的恢复重建,确立了依法治军方针,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将其上升为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深入推进依法治军路线图更加清晰,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迈入从法规体系到法治体系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严明军纪、申饬军法,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经武治军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后,依靠法制成功将一支“游民的队伍”锻造为战无不胜的强大武装力量;又在夺取政权后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军事法治道路,保障人民军队顺利成长为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光辉历程,人民军队每一次改革转型重塑,背后都暗藏着一道法治密码,也折射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的勃兴之路。这条路,既是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得出的成功之道,更是启迪未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 1、新中国军事法制的崭新构建 法制是治军带兵的第一铁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谋划和推进人民军队由革命“游击队”向国家“正规军”的转型中,十分重视发挥法制的功能作用,积极运用革命法制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调整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明确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成为新中国军事法制建设首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随后恢复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同年《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固定下来,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58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中,明确军委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帅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1977年《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党逐步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法制化,从而保证军事法制建设正确政治方向,为今后中国特色军事法治立起了“魂”和“纲”。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适应军队正规化建设和现代化战争需要,全军共制定和颁布条令、教程、教范达7000余件,开始建立起统一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尤其是1958年到1966年,根据毛泽东“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军事立法从学习苏联为主转到以我为主,颁布了我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飞行教令》等,并修订重新颁发了《政治工作条例》《内务条令》等一批法规。 严明纪律是依法从严治军的核心要求。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明确指出,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要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在“五统四性”的要求下,全军上下用严明军纪正规秩序,以“共同条令”建立良好的内部关系,培养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作风,数次精简整编、统一编制体制,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在国家司法体系中重建军事司法体系,是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1954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法庭,同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的审判工作。1955年8月,国防部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全军各级军法处改名为军事法院,形成了四级军事审判组织体系。军队保卫部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曾一度合署办公,又经历撤销变动,后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三级军事司法组织体系。这些军事司法机关为依法从严治军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2、改革开放军事法治的恢复发展 改革开放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整顿军队的需求,共同推动军事法制的恢复,我国军事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伴随依法治国的进程,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确立了依法治军方针,构建形成了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 1988年12月,中央军委在《关于1989年全军工作指示》中开始提出“从严治军,依法治军”。1990年6月,修订的《内务条令》规定“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这是军事法规第一次明确规定依法治军。1991年,中央军委制定的“八五”期间军队建设规划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把依法治军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确定下来。1994年3月,我军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全军法制工作会议,提出了依法治军的任务、步骤和措施。1997年3月,《国防法》第1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依法治军。”从而将依法治军方针以基本法形式确立下来。依法治军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治军理念的深刻变革,促进了我军法治建设的历史性进步。 适应新军事变革需求加速军事立法,是改革开放后军事法治建设的一条主线。1978年至1989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军事法律及决定有9件,同期中央军委制定了200多件军事法规及其法规性文件。1988年6月,中央军委法制局成立,各总部、军兵种配备法制秘书,使军事立法工作有了组织保障。“十五”时期,共制定和修订军事法律法规99件、军事规章近900件。2007年8月1日,我军正式宣布:已经形成了反映现代军事发展规律、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优良传统的军事法规体系。 军事执法司法不断深化。一方面,以各级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为依托,构建起军事执法组织体系,开展一系列旨在强化正规秩序的执法活动。全军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军事训练条例》等20多个军事法律法规的执法监督检查,同时重点加强了共同条令、基层建设纲要、司令部条例等法规的执行,全面提升各领域建设质量。另一方面,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78年恢复办公后,组织体制和制度机制不断完善。90年代开始,与国家司法改革保持同步,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得到优化。2001年开始,军事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试行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军事司法职权范围不断拓展,有效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和纯洁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