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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1992年，深圳特区获得立法权后，打破按不同所有制立法的老框框，按企业组织形态立法，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合伙公司条例等，给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此外，深圳还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保护外来劳务工条例，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自获得立法权至今，深圳共制定法规228项，其中先行先试类110项、创新变通类58项，这两类法规占制定法规的74%，有力保障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高科技企业应学习华为专注主业不断创新 新京报：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由你提出并主导，当时怎么想到朝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发展？ 厉有为：建特区初期，由于没有条件，吸引到深圳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大多是产业链末端的、附加值低的甚至是污染环境的企业。这些企业无法支持深圳的可持续、高速的发展，还破坏生态环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在城市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把深圳建设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是把深圳建设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三来一补”企业，要么转型升级要么退出深圳，实行“腾笼换鸟”。 这项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阻力很大，比如这些所谓低端的产业是我们当初请过来的，现在让人家淘汰掉。当时这一改革也损害了个别村民的利益，当时有村主任联名给省委写信告状，说我破坏安定团结。好在当时在省委领导谢非同志几次来深圳后，省委决定支持我继续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决定在深圳召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场会，并把这一经验从深圳推广到广东其他地方。 新京报：总结来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因素有哪些？ 厉有为：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重视人才。当时我们实行两手抓：一手是从长远着眼抓教育，招聘教育人才、提高师资待遇，创建深圳大学、深圳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手是到市外、国外去招聘人才。1992年我率团到美国几个著名大学去招聘，那是我国第一次到海外招聘人才。现在已有近12万留学归国人员在深圳创业。 二是建立科技市场机制，这部分前面已经说了。但要强调的是在市场调节不到的地方，由政府来调控。政府围着企业转，只给企业提供服务，而不干扰企业发展，不向企业索取这要求那。以华为为例，任正非创业初期，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当时他们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就是没有资金，贷款又没有担保、没有抵押。我组织调研后，建议市行长惠小兵去华为调研，惠行长决定给华为3000万元贷款。当时任正非引进人才，我们人事局、住宅局等都为其提供了帮助，科技局更是全面围绕华为进行服务。 三是大力推动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持有股权，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动力机制，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在深圳90%以上的高科技企业实行科技人员持股。 四是奖励创新，推动研发，保护知识产权。 五是进行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大调整。在南山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园，园内有吸收国内名校的研发机构和孵化器。在坪山、坪地两镇设立龙岗大工业区，特区内不再摆大工业项目，只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及金融等高端现代服务业，现在这个目标完全实现了。 同时，对于政府来说，要继续做好为这些高科技企业服务的工作，要为这些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帮助、鼓励企业克服困难。 在深圳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有拓荒牛精神 新京报：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深圳要达到中央提出的要求，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破解？ 厉有为：在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对深圳一个全面的、全新的、更高的目标要求，这对深圳既是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是，如何继续保持、发扬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拓荒牛精神？深圳要继续一如既往，要继续保持敢闯、敢试、敢承担、敢负责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挑战是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转型。较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解决行政经费支出比例过高的问题，使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民生，使党政机关更精干，更有力推动政府转型。这种探索对全国也有示范作用。 第三个挑战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投入。现在深圳花了很多资源在本科院校分校落户深圳的建设上，我认为可以鼓励一些顶级院校的研究机构落户深圳，没必要吸引太多本科院校在深圳设分校，这些院校的人才你可以从外地随时选来，何必来占用深圳有限的土地资源？ 我当年去国外招聘时发现，很多人的疑虑是子女的教育。因此，要想留住优质的人才，深圳真正要重视的是补齐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普及方面的短板，建设一大批优质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下功夫提升基础教育的水平。现在中央要求普及高中，深圳现在学位缺口较大，可以考虑集中办规模较大的高中校区。 深圳必须解决过高的问题 新京报：早在1988年，深圳就借鉴新加坡、香港发展市场的经验，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目前看，和很多城市一样，深圳的发展被房地产困扰。在这方面该如何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