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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提问。创新型国家的内在逻辑，我们是这样来考虑的。一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科技创新要与体制机制创新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等其他方面创新同步推进，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三是，要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为世界科技作出中国的贡献。 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一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二是人才、科技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三是在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方面，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四是科技要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起到核心支撑作用，真正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 2019年有一些案例和数据与大家分享一下：一是创新能力指数，按照一般的说法，创新能力指数达到前15位应该说进入了创新型国家，今年有两组指数，一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把我们评为第14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指数，我国排在第15位，这是进入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二是综合性指标基本完成规划任务，2019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位居世界第二。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了2.17万亿元，比2006年增长6倍以上，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19%，大体上和欧盟的平均水平相当。另外，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有望在今年实现60%的目标。三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世界前列，比如高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 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止境的，创新也没有止境，创新型国家建设也一直在路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我们正在组织编制面向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技需求，加强科技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我们主要的思路：一是坚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我国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二是要紧跟研判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特征，要研判新阶段的特点，要坚持中国特色，制定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重点要依靠科技人员，科技活动重点是人的活动，是一批科技人员、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的活动，所以要围绕他们做好服务，让他们能够投身并安心做好科研，在科技领域作出一番事业。三是加强基础和前沿研究，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总的讲，在新的时期我国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科技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要真正为我国的全面发展，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为我们国家更加安全作出科技的贡献。谢谢大家。 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中国科技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这个问题备受关注。针对这个问题，科技部今后在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和部署？谢谢。 王志刚： 谢谢你的问题。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我们都知道，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基础上没有说清楚，所以才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甚至于不知道方向在哪儿、路径在哪儿。我们说牛顿厉害，厉害在哪儿，就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不仅有三大定律的发现，而且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像香农，他的厉害之处在于别人都忙着通讯设备制造、系统建设的时候，他写出了通信的数学原理，今天的3G、4G、5G还是按照他的原理。麦克斯韦方程把电学和磁学结合到一起形成“电磁场理论”。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前瞻性的甚至于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各方面认识的重大进展。 所以，我们把基础研究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来不断部署和推进，包括刚才介绍的，我们在过去一年，取得了像三维量子霍尔效应、非常规新型手性费米子、原子级石墨烯可控折叠等，包括现在讲的有热胀冷缩的材料，也有热缩冷胀的材料等，都是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我们在原始创新方面相对薄弱，这确实是中国科技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在这点上，我们在国家规划、政策制定、资源安排方面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过去一年我们在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这个投入相对于其他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等方面来讲增长更快，达到了10%以上的增长。 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各有不同的特点，也有相同之处。基础研究的特点是，问题很难提出来，问题提对了，包括方向、科学性提对了，基础研究也就成功了一半。所以，做好基础研究： 一是应从提问题开始，讲的问题要是一个基础问题，当然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和科学家的交流，包括和国际科学界的交流。 二是强调数学、物理等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基础研究的一个难点。但这方面如果不突破，可能其他方面就缺少理论。为什么牛顿要写一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要在数学上有具体描述，形成一般方法论和规律，这就是基础研究要达到的一个境界，或者说要完成的任务。 三是强调应用研究的基础支撑。今天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广泛应用，但是真正突破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现在还是很难的，基本算法还是没有取得太多的突破。大数据到底是靠计算能力来提高的，还是靠数学算法来提高的，现在也没有定论。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全球科学界也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什么叫“从0到1”，什么叫从1到N，0到1的跃升怎么做？怎么实现？规律是什么？这都是我们搞基础研究时反复和科技界、科学家一起交流以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到哈佛大学波尔实验室，和波尔实验室主任就一起讨论过量子力学，去的时候带了五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带回来10个问题。像牛顿力学、新的希尔波特空间这样一种想象，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对政府科技部门的工作来讲必须加强这块工作。 再就是加大政府支持，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在基础研究方面，怎么样想办法让企业、社会投其他领域时多投一点给科学，让科学家能够更安心地在基础研究方面自由探索，静下心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基础研究还要鼓励坐冷板凳，基础研究的事情和商业化应用还不太一样，这件事要做成了，你的一篇论文要经得起全世界科学家一起质问你，这中间不管是逻辑模型、数学模型还是本身这个领域的原理，必须都要搞清楚，并且是可重复、一致性的。真正的科学发现，就是可重复的，每次做都一个样，这就是科学验证的一种方法。 最后改革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突出原始创新导。这一点很重要，不能把基础和应用、商业化的事情搅到一起，它们中间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基础研究怎么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源头支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