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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劳动教育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精髓要义，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对回答好和解决好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具有重大的方向引领性和理论指导性。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论述劳动教育对培育时代新人具有的逻辑基础和实现路径。 关键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时代新人；逻辑；路径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重大使命任务；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任何一种当下的思想表达，都可以从历史积淀中找到其根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教育重要论述，科学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精髓要义。一方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全面理解它的形成背景、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历史的深度，系统梳理它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唯如此，才能在“宏大叙事”中进一步增强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的最基本活动形态。然而，在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思想传统中，劳动却始终处于文明的阴影当中，或被蔑视诅咒，或被视若无睹。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亚里士多德将技术性的劳作生产视为奴隶从事的最低贱的创制活动[2]；在基督教神学话语中，劳动被看作俗世之人的一种艰辛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3]。直到近代欧洲，劳动才越来越引起西方思想家们的兴趣和关注，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出现在思想界的舞台中心。约翰·洛克从作为上帝使命的劳动出发，论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4]；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指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用经济学的话语系统论证了劳动在人类物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5]；黑格尔从哲学层面对劳动进行系统论述，认为劳动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精神性本质[6]。作为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提出“人人应当劳动”[7]，欧文主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将工业劳动纳入劳动教育之中[8]。 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批判性继承前人劳动思想的基础之上，以现实的劳动关系为对象，深刻阐明了劳动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意义。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自由劳动、物质劳动和雇佣劳动等不同表述，也存在着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的解释模式。总体看，劳动被置于基础乃至中心的地位，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具有重要的本体价值。马克思把劳动称为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9]，认为感性劳动和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10]，强调“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12]。 关于劳动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主体是人，劳动是人的劳动，“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13]。他以自由劳动为价值标尺，将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视为异化劳动[14]，认为其基本特征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物支配人。基于劳动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发展所具有的本体地位，恩格斯深刻地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15]，指出“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 [16]。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解放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是求解实现人类自由的现实途径，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17]。 关于人应如何发展和怎样才能实现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18]。如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根本路径在于“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19]。马克思还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看成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一种必要的抗毒素”，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0]，也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根本对立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的未来乃至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21]，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 [22]。 历史逻辑：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鲜明主线，贯穿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指引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人的素质形成与提高，而不同的社会阶段需要不同的国民素质水平，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国民素质特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成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全面领导，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党的教育方针，成为指引教育工作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的历史过程[23]，在发展路向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逻辑性。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迁：以政治为纲的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时期。 一是新中国教育方针的正式提出与形成时期（1949年—1978年）。主要以1957年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正式提出为标志，强调教育为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功能，培养目标重点是又红又专的“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民素质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之后又相继发表系列谈话，强调“我们的同志都要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5]，“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26]。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要求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27]。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意义和作用，进而推动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被积极倡导、60年代大规模展开、70年代末结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对教育方针进一步完善，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8]。总体看，这一时期的教育方针，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是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教育形势的产物，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探索发展打下了浓厚的劳动底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