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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研究的开展，也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再到自由的过程。1999年，我接任高教所所长，我和张应强、沈红、别敦荣三位副所长探讨如何能办出特色。当时，中国有四个高等教育研究博士点，北大、厦大、华东师大和华中科大，北大以宏观政策研究为主，厦大以理论研究为主，高教研究对于华东师大而言并非重点。根据我校的高教研究传统，我们决定以院校研究为特色。 2000年我们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和院校研究所，首先进行院校研究的探索，弄清院校研究是什么。从学习美国院校研究开始，探索中国特色院校研究，最终明确了院校研究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2003年举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学术会议，此后每年举行。2007年经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一直在全国推进院校研究。 陈志文：说到这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做这么多年的研究，对学校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支撑作用？ 刘献君：我主要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开展研究，并将得出的结论写成文章、书，或者到高校作报告、咨询，从而对高校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针对高校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价相结合的观点； 针对高校分类、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观点，后来成为了部分大学的类型定位，对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没有一流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的观点，提出学科建设要把握好方向、队伍、项目、基地四个要素，处理好内动力与外动力的关系等； 针对大学德育研究，提出了大学生发展的三个规律、思想教育过程社会化、大学生第一个过渡中要解决四对矛盾（目标失落与确立、自我冲突与认同、理论困惑与选择、学习依赖与主动）、环境中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规律等观点； 另外，针对大学理念、学校办学特色、大学决策、学校制度、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高教研究为指导 促成了华中科大的历史转型 陈志文：您觉得，华中科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华中科大的崛起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它的价值是什么？ 刘献君：从朱九思校长开始，到杨叔子校长、周济校长、李培根校长等，华中科技大学历来有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朱九思、杨叔子先生都曾带过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李培根先生今年也开始带博士生。 我曾总结过华中科技大学发展的七个关键节点，在每个节点上，华中科大都经历了抓住问题、开展研究、推进发展的过程。例如，华中科大发展的第三个关键节点是在1980年左右，由工科为主的学校转向综合性大学，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在全国工科大学里我们是最早办综合性大学的。
图源：华中科技大学官博 陈志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们也是工科大学里第一个办新闻专业的。 刘献君：对，当时有人说，工科大学办新闻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新闻。 陈志文：从一所单科性学校到各学科全面发展，可以说，你们是在别人调头之前，提前调头了。 刘献君：对。学科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我们起初开始研究学科时，根本搞不清楚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课程是什么，多数人说不出来。其实，缺乏概念思维是我们在做研究时的一大毛病。因此，我们首先研究的就是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研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等，并以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学科建设。 在这里，我以文科为例，讲一下华中科大的学科建设。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建设要经过起步、发展、提高三个阶段，各阶段大体都需要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开始创建文科，很不容易。1994年以成立文学院为标志，文科进入发展阶段。当时，全校文科有7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2人，所有文科在一个大楼。到2006年，经过10余年的努力，全校文科已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省重点学科，26个博士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64个硕士点，文科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150多人，有8栋文科大楼。 我们的文科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学校强大的理工科背景和优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每个文科学科都根据学校的理工优势，在学科交叉点选择了独特的方向，实现了重点突破。 例如：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的大跨度交叉，开辟了“网络新闻传播”方向；经济学院突出了数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了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进行交叉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哲学系发展了生命哲学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努力，如聘请学术大师、引进年轻博士、开展科学研究、建设实验基地、修建文科大楼等，文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陈志文：总而言之，华中科大的文科发展都是围绕华中科大自身特色的。这种学科上的扩张是基于原来学科优势，不是盲目的，是在已有学科群的基础上再进行交叉融合。 刘献君：对，确实如此。 陈志文：您是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前辈之一，您如何评价潘懋元先生和朱九思先生？ 刘献君：潘先生和朱先生是好朋友，都很优秀，潘先生偏理论，更多地是从高教理论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朱先生偏实践，主要探索高等院校办学中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40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仍有难题需探索 陈志文：在“985”工程实施期间，您曾有分管学科的经历。今天再回头看，您怎么评价“211”、“985”工程？ 刘献君：我认为“211”、“985”都非常好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比如“211”，一是明确了重点建设高校，二是开始重视学科建设。 陈志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是有重点的进行支持，不搞大水漫灌，突出建设重点学科。 刘献君：对，真正扎扎实实地把一些重点学科支撑了起来。“985”工程也是如此，进一步推动一些学科自行发展了起来。 陈志文：对于今天的“双一流”，您又怎么评价？ 刘献君：“双一流”在“211”、“985”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综合，强调综合深化，强调中国特色，而且扩大了范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