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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让时间停止，代表价值的古老传统与安抚心灵的生活习惯也都随之中断。生活变得无人闻问，原本恒久的事物从此消失。当战争本身、战争的威胁或者战争之后的损失成为生活的方式，旧时的黎凡特生活也日渐式微。在我于2006年抵达黎巴嫩时，在此地交流的文化已经少之又少，政治化身为死硬的宗教论述或者更古老的从属关系；身份认同完全决定于这些从属关系，不再牵涉文化和语言。我们似乎只剩下没有公民意识的部落。世世代代连结人们的家园，很早就已沦丧；虽然古老的建筑仍然矗立，通过破旧的砖石与孤零零的拱门，喃喃诉说过往的时代。 2006年8月10日，凌晨3点30分，以色列军队进入马佳永。这个地名的阿拉伯文意思是“泉水之地”。战争已经杀到故乡的大门口，我当然担心伊斯伯大宅会不会毁于一旦。我知道自己必须跑这一趟，而且几天之后就出发。伊斯伯大宅已经荒废多年，旁边就是当地人称为“老人山”的赫尔蒙山。 开车前往马佳永的旅程，照理应该是心旷神怡的。一路山峦起伏，几个小时后抵达商业繁荣的纳巴泰，接着穿越利塔尼河谷，下一站就是马佳永。然而那天经过提尔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走哪一条路才不会遇到战火。后来我们选择一条曲折蜿蜓的小路，希望能够安全通过，避开空袭的威胁。人们说，当飞弹来袭，要等到它击中你的汽车，你才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我还是全神聆听，尽量保持安静，我要是开口说话，几乎一定会对同行者失去耐心。 我刚从伊拉克战场脱身，在那里待了三年。先前我参与过三场战争，如今突然间又要投入第四场战争，而且残酷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为了继续报道，我得依赖大量烟草，足以让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安非他命生意停滞。我的头发开始灰白，但那并不是年华老去的迹象，至少当时还不是。灰发是从约旦河西岸的拉玛拉与巴格达带回来的纪念品，再加上最后半年的婚姻生活，婚姻的影响尤其显著。过去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的冲突加剧，日子感觉特别漫长。她和我生了一个女儿，一直对我工作的死亡风险耿耿于怀，一切都是从2002年3月开始的，当时我人在拉玛拉，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射伤。 回想那一天，还没听到子弹声之前，我就已经先跌倒在地，声音震耳欲聋，我分不清方向。我本来以为是一枚震撼手榴弹爆炸，手脚动弹不得，但是没过多久，脊椎传来一阵刺痛，射伤我的这枚子弹原本可能是瞄准我的脑袋。我还记得自己告诉身旁的巴勒斯坦籍同事：“我想我中弹了。”感觉像是意会到自己中弹之后许久，但实际上只有一下子。他躺在我旁边，焦急地拍打我的身体并寻找出血的地方。 我瘫痪在死灰色的天空之下，温暖的鲜血浸透了我肮脏的衣服，几乎可说有一种安抚慰藉的感觉。后来我的伤势大致复原，但是我的妻子并没有，我们的家庭出现裂痕，岌岌可危，最后分崩离析。抵达黎巴嫩时，我就只剩一只行李箱和一部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输送带上飘流。 为了前往已经被以色列占领的马佳永，我们先向北赶路，来到利塔尼河，但是找不到渡河的路。桥梁残破不堪，临时开辟的便道也在空袭中柔肠寸断。利塔尼河虽然不算什么大河，但是水很深，就连在夏季也无法涉水而过。还好有人看到一座便桥，显然前一个晚上才搭起来(可能是供游击队运送军火之用)，让我们得以设法通过。我们抵达首都贝鲁特，但是马佳永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当时的贝鲁特流行一首歌，《哦，贝鲁特，世界女士》，玛吉妲·鲁米唱道：“在废墟中绽放，像一树四月的杏花。”她的声音不断拔高，“绽放吧，贝鲁特!”然而我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意识到，不久之前的贝鲁特是如此生气勃勃，明日的贝鲁特却已不可能恢复旧观。进城之后，放眼望去，机场的燃料库还在燃烧，冒出一柱一柱的白烟，笼罩海边的天空。游击队每发动一次攻击，以色列就升高轰炸的力道，按部就班地摧毁贝鲁特的基础建设，成千上万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些好战政治力量与深厚信仰结合的城区，营造出一种凶险、恐惧、反抗的气氛。 我们驶过住宅区，居民观看电视上的战事报道，但战事就发生在几公里之外，人们听得到，也感觉得到。街道上，救护车的轮胎痕碾过满地的碎玻璃。呼唤信徒祈祷的声音，在突然间荒废的街道上回荡。偶尔有汽车擦身而过，多半是往叙利亚边界开去，那是逃离黎巴嫩的最后一条生路。 我们从贝鲁特出发，翻山越岭，进入扎赫勒，穿越贝卡山谷与当地的葡萄园，经常要为车队寻找汽油。我们驶过废弃的检查哨，蜿蜒的山路以月亮为路灯。周遭没有其他车辆，街道没有人烟。在以色列的直升机与侦察机大军压境之前，黎巴嫩政府军的官兵早已逃之夭夭。 午夜之前，我们来到马佳永附近，但是被迫回头。马路上出现一个弹坑，那里正是转弯绕过一座山丘的地方，山丘上的台地多处崩塌，山石饱经风霜。另一条路被岩石挡住去路，只能步行通过。还有一条沙土小径通往镇上，绕过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越过一道山脊，可进入邻近马佳永的山谷。然而以色列人还在镇上，占领我家族的城镇，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一位小镇的镇长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我们借宿，我站在他房子的屋顶上，眼前丘陵起伏，几百年前，我的先人就是被这些山丘吸引，从叙利亚出走的。赫尔蒙山有如一名站岗的士兵，但是不再白雪皑皑。此地距离马佳永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然而我知道故乡的橄榄树果实累累，只是还没有成熟。我想到卡纳被炸裂的树干，开始怀疑马佳永的橄榄树能否活到今年秋天，让农民收成。马佳永虽然是在历史进程中发展成形的，然而它从来没有遭遇过以色列摧枯拉朽的军力，而且本来应该不至于遭遇，只是战争的王牌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一两天前在宾特·杰贝尔的时候，我看到瓦砾像雪片般纷飞，苍蝇群集在死者的眼睛上，数百位民众听说了谣言，生怕找不到避难所，纷纷躲进一座十字军城堡附近的医院，在黑暗之中相拥。几位老妇人双脚肿胀，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裹着一层一层纱布，在地下室中等候。地下室以烛光照明，照着一个个汗湿的脸庞。 “老天爷!”六十岁的萨黛·阿瓦达从破烂的垫子上跳起来嘶吼，“不要再轰炸了!”地下室的儿童哭得更厉害了，一股热浪似乎越来越逼近。 “闭嘴!”拥挤的走廊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叫，阳光稀微。 在这里，战争的每一个要素都与个人相关。今天的攻击或轰炸行动之下，埋藏着某一个家庭发生的事件，时间可能是昨日，也可能是数十年前。以色列小说家戴维·格罗斯曼的儿子尤里死于2006年的战事，他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从人生的每一个部分出走，家的意义从此荡然无存，连身体都不再是你的家。”一个受过训练的军人在两国交战时的遭遇，这是一回事；然而当战火延烧到家园，发生在我们的街道中、院子里与土地上，发生在家庭，却是另一回事。卡纳的死难者不愿意逃亡，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这就是“bayt”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