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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廉曾在中山路丢了个包，包里有护照以及两个月工资。一个裁缝师傅捡到后归还了包，还谢绝了潘维廉的酬谢。“后来我才知道，裁缝工作很辛苦。我再去找他时，他已因病去世了，我为此非常伤心。”潘维廉说。 来大陆不到一年，潘维廉就得到了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外籍工商管理硕士教师的职位。每当周五的晚上，二三十名学生挤进他的厦门大学凌峰公寓。他们在院子里的乒乓球桌包饺子，潘维廉弹吉他，教学生们唱西方歌曲。
潘维廉同学生一起唱歌。供图 潘维廉眼中的厦门大学教授也很有趣，他在《老外不见外》一书中写道： 早起的人群中，“一群群看似羸弱实则身体强健的老太太(退休教授)或挥舞着中国折扇或挥舞着红缎带和亮晃晃的剑(估计是用来对付桀骜不驯的女婿)，练习各种复杂多变的招式，他们时常督促：‘一起来吧，潘教授！’但所谓‘心态决定年龄’，我是永远也赶不上这些时髦老太太的步伐了。” 而关于喝茶，潘维廉是这样描述的： 每星期至少一到两次，我停下来喝茶——“烦躁地等着他们花20分钟洗涤茶具、烧水、倒茶，接下来的20分钟，便用小巧的闽南茶杯细细品尝两口。” 慢慢地，他开始享受这种方式。
1989年，潘维廉在厦大管院院长的家。供图 初到中国，“没有车”是最大的冲击之一。潘维廉清楚记得，1988年整个厦门只有3路公交线，3个公交站点：轮渡、火车站和厦大。那时的公交车是木地板的，汽车尾气会钻到车厢里来。“人上车的时候是白的，下车的时候是黑的。”
潘维廉1989年春节与家人在厦港合影。供图 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并写下保证书，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有一次，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有一对年轻人拦下他问：“去中山公园多少钱？”原来，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夫。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潘维廉都哈哈大笑。
潘维廉一家在厦门拥有的第一辆车——三轮车(1988年10月)。供图 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1986年，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潘维廉在厦大教工的住宅区发起兴建一个儿童乐园。他自掏腰包买水泥，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一座假山，还装上了喷泉。 后来，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空中小木屋”，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梯。他还去海边，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
潘维廉与家人。供图 初到中国，潘维廉渐渐爱上中国美食，同时也想念舌尖上的美国。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潘维廉就乘船，再转车，花了两三天，从漳州买回石磨。一家人自己磨小麦，做美式面包。 他还曾蹬着自行车来回3个小时跑到厦门信达湖里经济特区免税店买蛋黄酱，意外收获买到金枪鱼，“这让其他外国人全都兴冲冲地骑自行车飞奔去买”。
潘维廉25年后重走中国，感受乡村巨变。朱庆福 摄 为了奉苏珊娜之命，买到感恩节的火鸡，潘维廉亦在厦门外事办年轻同志的陪伴下，骑自行车去乡下寻觅，遇到各种波折，又遭遇养鸡农户不肯卖，幸好外事办同志一番又一番解释，终于完成任务。潘维廉只听懂了“他老婆”三个字，对方心领神会的笑容令他感慨：“中国人太清楚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了。” 如今，厦门有6家沃尔玛购物广场、1家山姆会员商店、多家法国家乐福、1家德国麦德龙，还有超过6家大型购物商场。“我们能够买到过去极度渴求的外国食品和产品----尽管现如今我们基本只吃中国食物了。”
潘维廉在“兰州第一拉面”吃中餐。供图 代言人，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 潘维廉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之心。他和苏珊娜资助了12名希望工程孩子，还通过福建山城龙岩的孤儿教育计划，帮助了几十位孤儿。 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同样赞许中国人“回馈祖国”的爱国之情。他这样写道： 一贫如洗的海外华侨，把微薄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乡，当数以百万的人这样做，这些微薄的回馈积少成多，让中国熬过因西方鸦片贸易而被榨干的一个世纪。如今，海外华侨仍每年捐资中国兴办学校、发展大学教育、开办孤儿院、修建马路等。
潘维廉在火车上写作，记录行程。朱庆福 摄 他尤其提到了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还提到另一位赚得“百万身家”的保姆，帮助成千上万人脱贫。
资料图：陈嘉庚。图源自厦门大学官网 潘维廉来自西方，最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授和学者，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潘维廉位于厦门大学嘉庚楼的办公室不到10平方米，书柜里、空地上，堆满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他在进行跨文化研究。
潘维廉。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