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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利益攸关方也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包括行业协会的报告，组织研讨会、座谈会，通过两会代表上书等等，反映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但中国人民民主和美国资本民主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国，利益攸关方不可能通过游说组织来阻挠改革进程，更不可能操纵中央最后的决策过程。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可以通过赞助各种游说公司来影响国会议员的态度，来影响国会讨论问题的议程设置，甚至影响最后的相关决策。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中国像医改这样的大问题，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推动的。世界上多数国家也是政府负责医保这一块的。但在美国这类事情都属于“立法问题和司法问题”。研究美国政治的人的都知道，今天美国国家叫“治理的司法化”，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顽疾。“治理司法化”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各种利益集团所俘获。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是什么样的篇幅，有多少页？2000多页。这还只是医改法案本身，具体执行的方案有多少页？2万多页。为什么这么长？很大程度上就是治理司法化所带来的。英国学者斯泰恩·林根讲过，这叫“立法失控”，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竞相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都要得到照顾，而且都要成为法规的一部分。结果，法规条文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冗长。对于律师、会计师、法庭来说，对他们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就越大，这些行业本身也是美国巨大的利益集团。奥巴马医改方案被很多美国人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方案如此之复杂，如此之难懂，实际操作中光是律师的成本就不得了，就是天价。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民主制度能否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还要看人民能否参与决策、参与立法以及如何参与。大家知道，在西方所谓民主一般仅限于通过投票产生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涉及民众参与决策或参与立法。这就是熊彼特的理论，也是今天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理论。人民的任务就是通过投票产生一个政府，但不直接拥有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利。因为熊彼特认为，古典学说中那种“人民统治”是不现实的。 我在之前的一讲中曾引用当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学者做的一项联合研究，这个研究比较了1981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制定的1800多项政策，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策几乎都是由代表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制定的。而基层民众组织和普通公民对决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如果后者与前者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后者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不是美国民众不想参与或影响决策，而是这些民众和高度组织起来与代表特殊利益的游说组织相比，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中国政治学者王绍光曾经就中国医改决策程序和过程写过一本专著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他这本书总结了中国医改过程中如何对普通群众、各类智库的意见进行归纳、汇集，还分析各个利益团体的参与过程，以及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整合、协调不同的意见。在2008年推出了《关于深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短短十天内，一共收到各类建议和意见35929项。最后，2009年公布的版本与2008年征求意见稿相比，一共修改了137个地方。类似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在中国比比皆是，上至党中央、全国人大、每年的两会，下至基层单位，许多决定都是经过这样好几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正因为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总体上多数决策的质量更高一些。这和美国在小圈子内决策，然后雇佣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或者兜售他们的决定，英文是“Sell to the public”，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久前，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民主决策和民主立法，我专门去了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做了一些调研。为什么要去这个街道呢？因为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建在中国最基层的“立法联系点”。这个点的做法很值得介绍，我是真的希望美国人来好好看一看，学一学，了解一下中国人民民主是如何运作的，这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和中国创新。 中国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如何才能使立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就是人大在立法的最初阶段，就把相关法律的草案，拿到中国社会最基层，直接听取百姓的意见，听取基层专业人员的意见。我去调研之前看了一些材料，带着一些问题。 调研视频 张维为：《反家庭暴力法》。 工作人员：《反家庭暴力法》是在这边征集的第一部法律。当时我们就有两条意见被直接采纳。有了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针对法律提出意见和建议。 张维为：它是整个这个法律草案都叫你们咨询，还是就里边某些条款咨询你们的意见？ 工作人员：现在是全部的。 张维为：那如果你们看了这东西，也搞不懂怎么办？就要找专家了。蛮复杂的，法律的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懂的 工作人员：它要分好几个层面，有居民层次的，有法律层次的，有专家层次的，还有司法单位，它分好几个组。 工作人员：我们一部法律就要开三次以上的座谈会。 工作人员：不仅仅是一次。 张维为：就是一个法律的解读它有几个层面。 工作人员：对，好几个层面。 张维为：解读之后然后再来。 工作人员：对。 张维为： 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简单汇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全国人大要把这个点设在上海，设在你们这个街道，而不是设在其他地方？街道党工委同志跟我说，全国人大法工委其实在全国就选了四个点：上海、江西、湖北、甘肃，这是2015年做的决定。这些点大致可以反映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类型的城乡状况。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可以说是中国发达板块大格局的一个缩影，既有许多传统社区，也有许多大型的现代社区，商务功能比较发达，企业类型比较齐全，司法资源也比较丰富，街道的实有人口是8.74万，其中1/4为境外人员，也就是2.2万人。所以，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定过程中，还会听取境外人士的意见，这在西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