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五)

　　在《管理世界》3.25倡议中，李志军、尚增健特别呼吁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面向未来，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反对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坚定学术自信，反对崇洋媚外。”作为回应，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如何坚定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或者说，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这种学术自信?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学术自信主要源于以下五个方面：

　　体察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

　　直面本土管理现象

　　首先，在当今互联共享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也因此对传统的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企业在融入和塑造当今互联共享的商业环境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占据了管理实践的领先性，而不再是跟随西方的实践模式。

　　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新兴企业，如小米、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等。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和互联网用户为这些新兴商业实践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些商业实践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亟需理解本土的这些领先的管理实践，探索传统企业如何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转型和变革。

　　其次，中国企业实践的产生和发展面临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化环境。这包括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市场环境、社会整体转型、文化传统和哲学等等。这些本土化环境可能是西方企业未曾经历过的，因而可能催生全新的管理实践。

　　例如，不同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政府机构在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eister & Zhang, 2009)，包括协助其辖区的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甚至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但由于目前的战略管理理论主要源自于西方国家，这些理论主要从企业的视角出发，集中于分析市场和技术环境对战略的影响，而很少关注政府在企业战略中的参与(Pearce et al., 2009)。

　　本土文化环境是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和发展中的另一个独特影响因素。作为本土管理实践的践行者和创造者，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深受本土文化和思维观念的影响(席酉民、韩巍，2010)，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了解他们的管理哲学和认知结构，以及这些如何影响他们的管理行为。例如，许多中国管理者深受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治道的影响，但学界对这些传统如何具体化在他们的管理实践当中仍然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这些实践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Ma & Tsui，2015)。

　　最后，在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下，中国企业不断与国内外环境互动，并进行着管理实践的创新，成就了许多优秀的本土企业。有些企业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先锋，能够领先所在的行业持续稳定地增长。这些企业的成功不再仅仅是依赖对市场、营销、技术、质量或成本等单一要素的把握，而是形成了自己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陈春花，2010)。

　　特别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背景下，一些领先企业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和战略进行持续增长，例如美的、华为、联想、海尔等等。虽然我们对于这类企业有大量的讨论，但大多是在媒体或者报刊杂志上，而对它们独特的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仍然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分析这些领先企业用于构建竞争优势、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管理实践。

　　直面中国现象，基于本土实践的研究能够对中国企业中所存在的、尤其是那些不同于西方的实践提供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呈现本土实践和盛行的西方管理实践之间的差异。

　　回归管理的元问题

　　重新检视西方理论的基本假设

　　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为回归管理的元问题并构建新理论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完善、延伸和拓展引进的西方理论。而要建立中国企业实践研究的自信，则需要对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检视，探讨其用于解释本土实践的合理性。这要求在研究中，我们要敢于回归管理的元问题，追问其答案究竟是什么?西方已有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所依赖的假设和前提，是否还有效?这样的研究导向将有助于构建新的理论，而不是单纯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和完善(Alvesson & Sandberg, 2011)。

　　在这方面，陈明哲教授创建动态竞争理论的过程极具借鉴意义(陈明哲，2016)。在上世纪90年代，陈明哲意识到当时的战略理论对竞争的描述(包括对产业结构和资源能力的理解)都极为静态，与现实中观察到的动态而复杂的竞争行为极为不符。这促使他不断追问“竞争是什么”这一元问题，并提出了更符合现实观察的洞见，将竞争描述为企业间不断的“行动-响应”。正是基于对竞争本质的追问，促使陈明哲能够颠覆已有竞争理论的基本假设，通过一系列研究构建了动态竞争理论，使之成为当今战略管理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前面我们探讨了中国企业实践的独特性和领先性，这意味着中国学者面临着大量新兴的管理现象，为回归管理的元问题、检视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良好机会。例如，在高度共享的经济环境中，甚至在当前疫情下出现共享员工的情况，“组织”到底应该如何定义?组织的边界如何界定?组织与环境究竟是什么关系?随着大量基于互联共享技术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商业模式?当基于网络技术和数据运算的平台性、开放性和协同性逐渐成为组织的新特征，传统意义上用于协调员工的“组织结构”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协调员工的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Davis, 2015b)?在个人价值崛起而组织忠诚度下降的情形下，个人与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当企业呈现平台化、不断构建以其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企业间的竞争应该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