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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裡擁有話語權，產生較大影響力的通常都是意見領袖，他們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他們接受信息的渠道多半來源於新聞。在新聞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下，影響著新聞接受者的態度和觀點，新聞敘事文本的傾向性影響著網絡語言暴力。新聞敘事學以新聞文本為研究對象，探究網絡語言暴力的形成要素可以通過敘事聲音、敘事話語和敘事接受來分析。 （一）敘事聲音 誰都可以講故事，但聲音將各不相同，因為受到意識形態、觀點立場等因素影響。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敘事聲音更是呈現多元化特點。在傳統媒體格局中，新聞敘事者是職業化新聞機構的從業者，他們有著共同的新聞理想，是一個集合體，他們的身份具有專業性，作為時代的瞭望者，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普通人一般難以介入。而當下正處於一個眾聲喧嘩的新媒體時期，傳統媒體專業化新聞機構的敘事者權威正在被消解，呈現“去中心化”的趨勢，新聞敘事聲音正在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人人都有發言權。 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發言權。發聲環境發聲渠道多樣化后，人們會圖一時爽快，不負責任地說出某些臟詞帶侮辱性的話，所以在網絡上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謾罵。例如2019年2月21日，被注銷的微信公眾號“咪蒙”。咪蒙文中充斥著“臥槽、滾、不要臉、拉黑”等文字，出口成“臟”---常見“老子”“球”“上”“睡”，在對話中加入“特麼”口頭禪是“我擦”“屁咧”[7]。“咪蒙”微信推文《致賤人:我憑什麼幫你》《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調, 而是你玻璃心》，咪蒙倡導的是一種語言暴力, 用毒舌與吐槽、臟字與辱罵等方式展開敘述, 迎合受眾重口味和低級趣味。在傳統媒體時代，幾乎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敘事聲音和敘述方式。正是因為敘事聲音的多元化才會讓網絡語言暴力更加猖狂。 （二）敘事話語 在敘事學那兒，“敘述話語的分析主要是研究敘事文和故事之間的關系，敘事文和敘事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故事與敘述行為之間的關系（當這個關系體現在敘述話語當中時）。”而我們探討的新聞敘事話語，將對象明確為新聞敘事時間、結構、情境和修辭等[8]。新聞敘事是有規矩有要求有勸告有限制的敘事，大千世界發生的所有事件新聞不可能有聞必錄，在選擇新聞進行報道時就已經帶有一定主觀傾向。新聞敘事話語的傾向性影響著受眾接受新聞先入為主的觀念。 重慶萬州“1028”公交車墜江事故發生后，《北京青年報》發布: 《重慶萬州22路公交車墜江，疑因一女司機駕駛私家車導致》，《新京報》發出報道：《重慶一公交與逆行轎車相撞后墜江女司機被控制動畫示意路線圖》, 輿情事件發展初期真相沒有調查清楚，但是事件的二元對立卻很明顯。媒體帶有傾向性的內容讓公眾將矛頭紛紛指向女司機。一時間“女司機”這三個字在網絡上被炒得火熱, 隨之而來的不僅僅是針對當事人, 更是上升到社會對“女司機”這個身份的譴責。媒體關於“事故”和“女司機”的敘事話語，使得網民先入為主地認為是該事故是由“女司機”導致的，這非常容易點燃網民情緒，群體極化現象明顯，引發激烈的網絡暴力。后真相時代，情緒比事實更重要。這種突發性公眾事件的意見聚集具有非理性、來勢猛、時間短、速度快的特點，當事人僅憑一己之力無力反擊。在紛繁復雜表達自由的網絡空間中，媒體依舊具有議程設置和絕對的話語權，如果媒體的敘事話語出現錯誤帶有偏向性，就會把新聞接受者帶入歧途，更容易引發網絡語言暴力。 （三）敘事接受 “新聞敘事接受”是以新聞文本為導向，由一個新聞文本和一個新聞接受者所構成的活動，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接受一個新聞文本，就是在新聞文本的導向下，接受者逐漸消除自身不確定的信息，並同時向文本提出自己的問題並能在社會實踐中找到解答[9]。受到地域、學歷、職業、收入等因素影響，新聞接受者對新聞文本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曾在《編碼/解碼》一書中將受眾對媒介文化的解讀分為三種形式：順從式解讀,協商式解讀和對抗式解讀。近年來,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新聞接受者對新聞敘事文本的“對抗式解讀” 越來越普遍,且常借新媒體平台之力, 形成一股倒逼媒體和政府的輿論力量。 網絡社會的虛擬性、匿名性，人們會把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的憤懣和不滿情緒借“對抗解讀”的方式進行發泄, 特別是“仇官”、“仇富”心理極易觸發民眾情緒的集中爆發和語言攻擊，用謾罵的方式來進行反抗。有部分網民是受從眾心理的驅使,傾向於與自己意見一致的群體, 在群體情緒的推動下, “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從而滋生謾罵、誣陷, 並非理性討論。新聞接受者處於言論嘈雜喧囂的環境裡，容易出現“群體極化”導致網絡語言暴力。 三、網絡語言暴力的應對策略 網絡語言暴力的治理需要社會形成合力。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讓公民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讓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新聞敘事者和新聞接受者是網絡的參與者，治理網絡語言暴力義不容辭。 （一）完善相關政策法規 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已經制定出一些涉及網絡語言暴力問題的相關條款條例。例如《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但是僅限於法律效力不強，懲罰力度不嚴的行政法規。網絡語言暴力表現形式越來越復雜和多樣化，造成的影響越來越惡劣。除了健全和完善現有法律，應該制定一部專門針對網絡語言暴力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辦法。嚴厲打擊網絡語言暴力行為，讓不法行為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追究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明確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法律責任和義務，微博微信和網絡直播平台等要起到監管和信息審核的作用，對於發現網絡語言暴力的內容時要及時處理。每個人都是權利的擁有者也是義務的履行者，使用網絡中的組織或個人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針對網絡語言暴力的監管作用。 （二）構建網絡時代新聞敘事者“把關人”體系 “把關人”理論最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盧因提出的。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把關人”既是傳播者也是監督者。互聯網傳播方式的“雙向互動性”和信息流動的“自由性”使傳播權力發生了很大的轉移，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新聞敘事者和接受者之間相互轉化，“把關人”的信息選擇特權被削弱。正是因為缺少“把關人”的嚴格監管和正確引導助長了網絡語言暴力。在互聯網時代，傳播的各個環節中都應該加強“把關”，對散布在網絡空間的語言暴力進行全面的監管。政府職能部門、網絡服務提供商、網絡專職人員等應形成合力團結協作，共同淨化網絡環境。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建立“把關人”考核和追責機制，獎罰分明才能堅守底線，不碰“高壓線”。網絡服務提供商方加強對賬號的審核管理，確認信息為謠言或者含有語言暴力等內容及時地進行公示，對於違規內容進行清理和關停處理，加強輿論引導樹立權威信息。對於新聞敘事者而言，無論是機構媒體還是自媒體都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專業素養，在復雜的商業邏輯下能夠不被利益誘惑，敘事文本講求真實、客觀、公正，履行好社會責任，自覺抵制網絡語言暴力。 （三）提高網絡時代新聞接受者倫理價值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