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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升入五年级的谭瑶是全国冠军。她在两年前的体育课上被选中，就是否参加跳绳队，回家征求意见。“如果你进跳绳队，就要坚持下去，不能说不练就不练了。”这是妈妈的回应。让她妈妈欣慰的是，自进入跳绳队那天起，女儿每天5点半起床去学校训练，从不赖床，从不喊累。 但孔荧莹认为，要总结跳绳迄今给自己“带来哪些变化”，是“比拿冠军还难的事”。 赖宣治几乎逢人必讲的一个场景是，2014年首次参加的全国比赛上，11岁的队员张茂雪把自己的全部金牌摘下来，挂到他的脖子上。“老师，我很开心！”这是她进队一年多主动对老师说的第一句话。 看到10岁的队员因为失误在场边痛哭，他觉得，这正是跳绳队的“底蕴”所在，“他想赢，内心对胜利有渴望。” 4 全队都知道，岑小林背负的任务“不是拿金牌，而是要破纪录”。 训练时，队员们互相帮忙计数。9岁的廖娅琦最怕的不是比赛失误，而是给岑小林计数，“跳太快了，看不清，尤其他的脚，一上一下的。” 在国外参赛，这些只学过简单的中国孩子，能听懂英语报出的参赛号码和姓名。队友比赛时，他们用教练的手机帮忙录下视频，以备裁判错数或漏数时，用作申诉的证据。 在速度跳绳领域，国内赛远比国际赛竞争更激烈，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内跳绳高手都会去参加国际比赛。中国跳绳国家队并非常设机构，而是为备战世界大赛而组建。据陈阳辉介绍，一般来说，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是从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全国跳绳锦标赛、中国国际跳绳公开赛这三大赛事中，挑选单项排名位列前三的运动员，再筛选组建国家队。 七星小学在国内的对手也拥有很多世界冠军头衔。比如，在美国举行的2018年跳绳世界杯赛上，广州的东荟小学跳绳队拿到了23个冠军，济南的辅仁学校则收获了48枚奖牌。 跳绳队的比赛场地通常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几组比赛可能同时进行。广播里在计时提醒，运动员脚掌砸向地面发出“哒哒”声，还有看台上观众在尖叫——每当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的数字开始向世界纪录靠拢，赛场上声浪迭起。 在挪威比赛时，岑小林能清晰地听到教练赖宣治的声音——他会蹲在比赛场地旁，发出队员们熟悉的“赖氏狮吼功”，从小声计数直至喊到声嘶力竭。岑小林起初根据提示“保持节奏，不要加（速）”，在最后30秒，他全力加速，跳到脚掌发烫。 最后，他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将男子3分钟单摇跳绳的世界纪录由1136次改写为1141次。半个月后，他在全国跳绳总决赛上又将这个纪录提高到1152次。 每年的世界性跳绳大赛分别由国际跳绳联合会（FISAC-IRSF）和世界跳绳联合会（WJRF）举办，现今两个组织合并为国际跳绳联盟（IJRU），挪威比赛是世界跳绳联合会最后一次单独举办的世界杯赛。闭幕式上，打破5项赛会纪录和1项世界纪录的岑小林受邀在国际跳绳联盟首面赛旗上签字。他小学二年级进入跳绳队，四年级拿到全国冠军，五年级开始破世界纪录。 由贵州老家到广州读书前，岑小林曾随父母、姐姐和哥哥在北京打工一年。“爸妈说我还小，一直打工也不是办法，想在北京那边读书的。”岑小林回忆，姐弟3人在北京的学校面试，校方要求年龄差别很大的3个孩子都必须要从一年级读起。岑小林的父母拒绝了。 后来，经人介绍，一家五口再次迁徙，坐上了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大巴。父母在菜市场卖菜，三个孩子进入七星小学，分别入了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 随着像他这样的孩子带回越来越多的奖牌，“绳文化”被七星小学写进了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这所建校50多年的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训：“悦动至善 和乐致远。” 校门口的6块展板上，4块用于展示那些与跳绳有关的荣誉。新教学楼阳台上写着“绳以育德”四个大字，强调“从这里走向世界”。在这栋楼一楼最显眼的位置，是岑小林、韦杏亲、张崇杨等跳绳队员的照片。 有些人已经在一次次迁徙中告别了这个以他们为荣的地方。韦杏亲在2016年瑞典获封为“世界跳绳大师”，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因为家庭原因，她不得不在2018年9月放下了手中的跳绳，回到广西老家。 廖娅琦出生后不久被父母从湖南带到广州。她只有9岁，记得自己搬过9次家，而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搬家。她当初是主动“在体育课上举手”加入跳绳队的，梦想是“当一名裁判员”。 整个跳绳队里，年龄最小的世界冠军是10岁的钟炜锋。在挪威世界杯赛上，他拿了7块金牌。全家人守着网络直播关注他的比赛。他的姐姐钟银燕说，家里人很紧张，有一段时间关机不敢看。看到弟弟跳绳时的表情，他们感到心疼。“我奶奶和我妈妈看着看着就哭了。”钟银燕也曾是跳绳队队员，今年考取了跳绳中级裁判证。今年，她考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等待入学的日子，回到小学义务做教练。她的弟弟妹妹都在跳绳队。 一家几个孩子在跳绳队的现象并不少见。去挪威比赛的17人名单上，张茂雪、张崇杨、张崇霞是亲姐弟；更早的名单里，岑小琼、岑小会、岑小林、岑泽忠是表亲，都是世界冠军。岑泽忠如今进了一家跳绳俱乐部做教练，岑小林本该和姐姐岑小会一起回贵州上学，但是老师多次家访，把他“拦截”下了。 岑小林很清楚，如果回到贵州，他就可能成为，父母就可以换一个地方打工。为了支持他的跳绳生涯，他们已经在这里守了他7年多。在赖宣治看来，跳绳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条绳子把他们留在了这里，不用跟他父母四处漂泊、辍学打工，能读书就有机会。” 父母其实不怎么关心岑小林的比赛，更在乎他的学业，希望他能安安静静读完书，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对“好的工作”没有定义，岑小林的理解是：“应该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辛苦，也不用回去种地。” 岑小林的理想是当一名体育教师，“将来教人跳绳”。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个前景不错的选择——很多地区已经将跳绳纳入了体育考核项目和小学生体质测试的必测项目。“这意味着，我国上亿学生中的绝大部分都会在学校中接触到跳绳运动。”陈阳辉说。近10年来，国内出现了专业的跳绳俱乐部和跳绳器材、培训、演出方面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50家跳绳协会和100多家专业跳绳俱乐部。 现在，跳绳界的巨星岑小林只是受到体育老师钟爱的一名中学生，和同批“起跳”的队员继续着第七年的跳绳训练，为更多的世界纪录，也为了“将来教人跳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