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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进行新一轮改革，将上述单位的外经贸管理职能进行整合，组建商务部，主要负责研究拟定规范市场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法规，管理对外贸易和组织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这一行政机构的改革，改变了以往内外贸分割管理的体制，有利于我国更好的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要求，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根据2004年7月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我国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对外贸易经营登记备案制。 1979年之前，中国的外贸政策基本上是属于“进口替代”，改革开放后形势及理念都发生了变化，采取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策略，而出口导向已占主流。从出口商品结构看，1978年以后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同期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则快速增长。我国大体上通过“出口创汇-投资品进口-扩大投资-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扩大进出口”这一循环过程，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实现了外贸促进经济增长及外贸与工业化相互支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这一时期的工作不讳言仍然存在较多失误甚至失败之处，但在整体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五、深刻变革和创新开放式的外贸发展（2011年以来）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放缓，世界发展日益不平衡，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从2008年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其实并没有走出大危机的阴影，新一轮的大衰退随时可能到来，国际上各方面的迹象已经不断提示风险，全面的危机或许并不太远。而且当前的这种危机形式，既非西方传统经贸理论所能解释的，也非其所能根本解决的。 在危机面前，中国反而逆势而上，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警惕，美国由拉拢中国为主转而以围堵中国为主，力图遏制中国发展。2011年11月，奥巴马提出“转向亚洲”战略。2012年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当于正式宣布要围堵中国。 当前，西方从经济到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指导中国的外贸政策发展道路与方向，跟随式增长路线日益走不通，“韬光养晦”的外交理念不再适用，中国作为大象，无法再隐藏在树木的后面，如果那样做，就相当于“鸵鸟埋沙”，中国不得不进入深刻变革和创新的大国开放阶段。 2010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采取了包括“亚太再平衡”“TPP”和“南海仲裁案”在内的一系列围堵策略，中国则报之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予以突破。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博弈升级，中美贸易战形势骤然紧张。 美国对中国频频祭以“关税战”“技术战”和“金融战”等手段，中国则一一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但是对于美国“逆全球化”的做法，中国则报之以更大的开放。2019年9月5日，人民日报钟声文章：《扩大开放，见中国胸怀》。2019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再次强调，中国市场随着发展会越来越大，将给德国和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00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德国、韩国、日本、荷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72.4%、69.7%、12.6%、14.3%，欧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8.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数据显示，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入，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不断加强。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感慨，美国政府“不断地将世界其他地区推开，推向中国一边”。 回顾新中国70年对外开放和外贸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个阶段中国都在追求开放，同时也坚持独立自主，对外贸易一直在发展。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亟需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但是受限于内外条件，只能进行“一边倒式”的发展。 到第二个阶段，中国的经济有所恢复。这时候中国面临着成为他国经济依附者的危险，可能会陷于“中心-外围”的格局而难以自拔，因而采取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开放及外贸发展方式。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之后，中国及时采取措施，把握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良好机会，实现了“逐步扩大不断深入式”的对外开放。 到201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跟随式的发展已经难以持续，中国不得不进行深刻变革和创新式的对外开放。 总体上，建国70年中国的外贸发展，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紧密联系，前三十年为后四十年奠定了基础，后四十年拓展了前三十年的成就，但是内在的发展逻辑基本一致。虽然四个发展阶段的政策有的变化，各有特色，也走过不少弯路，但追求开放的主旨不变。事后总结，成绩也都是主要的。 在未来，中国仍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宗旨不变，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在各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