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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农民工，就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工人群体。他们不一定来自农村地区，许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长大，但身份上仍被归为「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乃至司法赔偿标准 其次，是社会身份。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生活完全依附于单位的制度遗存，又可以把工作者分为干部 / 工人 / 农民。尚未就业的学生则是处于待定状态的第四种身份。 这两组身份，决定了一个人工资、食品、住房、医疗、退休等种种待遇上的差异。 档案制度上的差异就是其中一种。在这套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户口，但不一定都有档案。只有干部、工人和学生是有档案的，而农民是没有档案的。 档案最多的是干部，因为档案制度本来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为审查干部发明的。组织审查的结果需要写成组织鉴定，和个人交代材料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人事档案的基本内容。 ·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组织鉴定对于任何一个想有个光明前途的人都至关重要，有一丝差错，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 赵华胜：《我看了档案》，《遗落的节拍》，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其次是工人档案。相较于需要被频繁定级、考核的干部，工人们的档案就薄得多了。 第三种是学生档案。最初只有大专院校会为学生建档，直到 1981 年教育再次发布了《关于高中建立学生档案的通知》，高中才开始普遍为高中生建立档案。 高中毕业生的档案袋里，不外乎是考试成绩单、体质测试表、毕业生登记表、学年评语表等等。高考结束之后，如果能考上大学，学籍档案会调到所在高校。 毕业后，学校会在其学籍档案中放上报到证，寄给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此后，通过转正定级，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们就可以取得「干部」身份。 虽然今天的大城市已越来越不在乎干部身份，但在二十多年前，它是进入体制、评职称、提干的重要条件，更早时候还可以包分配工作，值得那些冒名顶替者铤而走险。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生也可以通过招工转为工人身份，学籍档案会转为工人档案，放在劳动局保管。 但招工更青睐城镇户口，农村人通过招工并不比考大学容易多少。要是考不成大学，往往只能像陈春秀自己说的那样：「要么种地，要么去打工。」 · 2018 年爆出来的黄海霞被冒名顶替事件中，被顶替者只能继续在家务农，顶替她的人则上了师范院校，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 外出务工、在家务农的落榜生们的档案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也几乎用不着，绝大多数都被遗忘了。 在发现自己被顶替后，陈春秀找到了高中，发现自己的高中学籍档案早在 2004 年就已被提走了。此前，她做过服务员、售货员、工人，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档案。用老一辈的话来说，这些工作都是「社会上」的，不是「国家的」。 一个农村户口的年轻人，一旦从中学毕业而没能捞到别的身份，就将变回「农民」身份。如果此生不再与体制发生什么关系，就永远不会用到档案。 于是，城市和乡村的两套逻辑体系给了冒名顶替者可乘之机。偷农村孩子的档案，是最安全的。 发现冒名顶替者 偷档案是如此简单，档案又天生神秘。如果不是山东高校主动查档，通过核查档案一致性揪出顶替者，许多被偷走档案的人几乎永远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近年被新闻曝光的案例，当事人之所以能发现真相，基本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老天保佑，运气加持，得以在口耳相传中获知某处有同名同姓的人。 苟晶事件就是如此，苟是小姓，撞名更加不容易，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冒名顶替。类似的还有年娟香事件，「真」年娟香的母亲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假」年娟香，才发现女儿被人顶替上了大学。 另一种是不断和国家体制互动，终归会发现不对。 最早引起轰动的罗彩霞案能被发现，就是因为罗彩霞复读一年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随后在考取教师资格证时，发现「假」罗彩霞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证；想要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发现和她共用身份证号的「假」罗彩霞已经开通了银行业务。 · 大学即将毕业的罗彩霞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将冒名者的父亲送进了监狱 陈春秀不如罗彩霞幸运，她家庭贫困，没钱复读，只能出去打工。打工者与体制的联系是微弱的，如果不是想参加成人自考，陈春秀永远不会登录学信网，也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被顶替。 2010 年爆出的张志刚事件也是如此。2005 年，「真」张志刚发现自己无法办理二代身份证，也无法交上养老保险，才意识到自己的户口出了问题。 不过在今天，无论是否进入体制，每个人都比过去更紧密的和国家体制绑定在了一起。身份证、指纹、银行卡、实名电话卡、健康码，不管是旅行还是住店，我们需要不断被重新识别为我们自己。 这总归是有些好处，比如很难再被冒名顶替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