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完成首例针对非异性恋群体的意定监护公证

美国纽约一对拍婚纱照的女同性恋者。图/新华

　　本刊记者/古欣

　　8月7日，北京国信公证处发文，宣称完成了北京首例针对非异性恋（LGBT）群体的意定监护公证。这条微信推送立即引起微博上热烈讨论，微博账号“淡蓝LGBT资讯”转发称，“这像是在这个七夕节，送给同志人群的一份订制礼物。”很多人觉得，这是中国大陆同志人群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为自己争取权益保护的一种有效尝试。

　　2015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时首次为年满六十岁的老人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2017年民法总则扩大这一制度的使用范围：凡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以书面协议的方式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行为能力时代为监护、照管自己。

　　随着法律的优化升级，更多群体加入“定制”监护的道路。长沙姑娘佛歌就是其中一员。佛歌希望哪天万一自己病倒了，是最信任的人为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然而中国现下的法律环境里，与佛歌朝夕相处了十年的同性女友小丝，却没有“身份”替她签字。这曾是佛歌生活里一块难以去除的阴影，也是很多同志共同的难题。

　　如今，随着意定监护制度向更广泛的需求人士开放，不仅是LGBT群体，孤寡老人、心智障碍儿童、残障或精神病患者，这些更加亟须有效监护的群体，都可以通过意定监护，找到适合自己的监护方式。

　　摸索中的“定制”监护

　　早在去做意定监护公证之前，佛歌曾与女友小丝签过一份患者授权委托书。依照医院通常提供的模板，她在授权书里约定，授权小丝在手术决定书上签字。

　　但这份委托书仅仅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医疗费用不够的时候，谁来替自己卖房治病？谁有资格决定后续的诊断方案？又该谁替自己决定怎么养老？甚至于谁替自己打官司，处理日常事务？当一个人丧失行为能力后，光靠一份患者授权委托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佛歌，直到她看到某公证处发布的一篇老年人意定监护的文章。文章中的例子虽然是老年人，但却把意定监护的作用说得很清楚。并且文末还有一句话，2017年10月起意定监护不限于老年人，十八岁以上成年人都可办理。当时佛歌与小丝恰巧正在办理财产共有公证和遗嘱公证，她问替自己办理业务的公证员余蓉，自己和小丝是否可以做意定监护公证。

　　余蓉此前做过老年人意定监护的案例，但像面前这种两个三十岁的女性找到自己，说要彼此做监护人的还是首例。因为公证处此前没这类先例，佛歌也担心表明同志身份会引起争议。她没对余蓉明说自己与小丝的情侣关系，只是一口咬定，两人是共同投资，感情深厚的朋友。她还编了个理由说，“如果未来有一天要生孩子，顺还是剖，不想外人说了算，而是要自己信任的人来决定。”

　　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牵强，后来余蓉也隐隐察觉，佛歌和小丝的关系可能超出普通朋友，但她没有点破。余蓉认为这个群体没什么特殊，和其他来办意定监护公证的人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两者之间有信任的基础、真实的意愿，没什么理由拒绝。

　　因为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案例，余蓉也是摸索着办，她给佛歌提供了一份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作为参考。佛歌看到，协议的核心内容集中在三方面，医疗签字权、财产处分权、其他权利，还有一些限制监护人权利的条款。

　　协议里规定，当患者昏迷不醒时，监护人必须先拿到鉴定机构或法院宣告患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书或裁决书，凭文书去公证处申请并拿到监护文书后，监护人才能够行使签字权。这一条实际上是目前意定监护协议都会涵盖的，目的在于保护患者，防止监护人伪造事实，损害患者的利益。

　　佛歌担心，万一突发疾病，小丝没时间走完这套流程。于是她们在协议里约定了一条例外情形，“当医生判断患者已经无法自主表达自己的需求，听不到看不到，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人已经昏迷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监护人可以直接替患者做涉及医疗方面的任何决定。”

　　佛歌拿到的那份协议模板里还约定，不允许监护人在任何情况下出售或者出租老人的房产。佛歌将这个条款直接修改成只要是为了凑钱给患者治病，监护人有权变卖患者的任何财产。

　　佛歌对这份协议的改动，反映了LGBT群体和老年人群体对意定监护的需求差异。余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前来办理意定监护的老年人一般更关注自己的养老安排与财产安全。而LGBT群体大多年轻，他们更在意的是，一旦患病，是否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救治，相较老人，他们更愿意授予另一半“卖房治病”的权利。

针对LGBT 群体的意定监护公证，为该群体的权益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一份保障。图/IC

　　“意思自治”的天平两端

　　Claire是从一个LGBT互助群里认识佛歌的，关心医疗签字权的她，从佛歌那知道了意定监护。今年7月，Claire电话询问了成都三家公证处，前两家都不太愿意办。第三家公证处的公证员问她，你的朋友是异性还是同性。Claire说是同性。对方隐晦地说，你们这个群体我办过两例。为了确认Claire与她的伴侣是否充分信任彼此，公证员问Claire，你们在一起多少年；父母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否接受；以及为什么要办意定监护。Claire如实回答。

　　令Claire苦恼的是，公证员经手的前两例不涉及财产处分权。而Claire却想授予伴侣处置财产的权利。公证员劝她不要这么做，一定要的话，“需要找个监督人或者监督机构来对我的伴侣进行监督。比如自己的好友、第三方的公益机构、或者公证处。”Claire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Claire不想设监督人，公证人却坚持如果不找监督人，就不予受理。最后Claire只好请一位朋友做监督。Claire认为这是歧视。而佛歌也说，要求同性伴侣设监督人，异性恋的结婚证上怎么不写着要给婚姻找个监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