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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大部分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制造业多数基本开放，汽车等少数行业仍受限。2019年修订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支持外资向高端、智能、绿色制造等领域发展，新增了5G、芯片封装设备和云计算设备等项目，新增或修改条目80%以上为制造业。而对于汽车关税较高、外商投资受限的行业，中国正加大开放力度，2018年7月，汽车关税由25%降为15%，预计2022年取消汽车行业限制。旅游业不限制外商股权投资比例，市场充分竞争，民营资本为主。2003年中国旅游业完成入世承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目前，民营旅游企业投资约占全部旅游投资规模的60%，形成以民营资本为主、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为辅的多元主体投资格局。 第二，限制类行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其中，电力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垄断，资源错配。当前，核电站的建设、经营由中方控股，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金融业设置外资股权比例，国有企业占主导，预计最晚于2020年4月全面开放。由于境内外市场规则制度差异、配套法律法规不到位、汇率制度等因素制约，金融业对外开放改革存在反复、缓慢等特点，目前，证券、期货和寿险外资股比不超过51%。国务院提出于2020年取消证券、期货和寿险公司的股比限制，实行全面开放。电信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占主导。当前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由于电信产业的基础性和自然垄断特性，电信对外开放进程较为缓慢，国内电信企业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存在技术升级慢、收费高、服务差等问题。医疗业部分药品实施零关税，鼓励外资投资医药制造，但医疗机构外商投资受限。外资在中国医疗机构投资仅限于与合资、合作，目前，中国医疗资源和政策均向公立医院倾斜，2018年中国公立、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分别为30.5和5.3亿人次。 第三，禁止类行业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互联网信息业禁止外资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行业由民营企业垄断，2019年仅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市值占比达57.2%，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由于互联网信息业涉及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导向性，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新闻广播业禁止外资投资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编辑、出版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等业务，此外，外资对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业务限于合作。行业主要由国企垄断。由于新闻广播类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及公共服务领域，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合理监管力度下，优先对内开放，形成市场竞争。军工行业禁止外资参与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等领域的投资。相关产业均有国企控制垄断。由于军工行业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服务，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引入先进技术，提升国防水平。
2 开放促进竞争：汽车业高度保护，自主品牌竞争力弱；家电业高度开放，全球竞争力强大 2.1汽车行业：政策保护、垄断经营、高关税、投资限制导致研发动力不足全球竞争力弱 2.1.1 发展：从货车到乘用车，从管制经济到缓慢开放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承载着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战略任务和市场化要求。总体来看，汽车行业开放迟缓，政府干预仍然较强，主要体现在关税、外商投资准入、产业目录等多个环节。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起步阶段（1953-1977年）：从无到有、计划生产；2）合资阶段（1978-1999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3）发展阶段（2000-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4）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1、1953-1977年，起步阶段：从无到有、计划生产 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在苏联援助下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开始自主建立车企，基于国家基础建设和军事用途，主要生产货车。1957-1978年，中国汽车产量从0.8万辆增长到14.9万辆，增长了18倍，其中，载重汽车产量从0.6万辆增长到9.6万辆，增长近15倍。 计划经济背景下，政企不分离，汽车企业依托国家集中投资的模式建立，产点和产量均由国家规定。产量方面，各企业必须严格按国家计划组织汽车生产，未经批准，不得超计划生产。产点方面，分为三类，一是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汽车生产厂，优先安排生产；二是不具备生产条件且车型质量不好的，应通过调整改组或专业化合作方式生产；三是质量不好、油耗高且亏损严重的，应关停并转。
2、合资阶段（1978-2000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 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主要依赖合资、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1986年“七五计划”提出将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汽车产量持续扩张，1978-2000年中国汽车产量由14.9万辆增加至206.8万辆，增长13倍。但行业初现“散乱差”格局，1980-1993年，全国整车生产企业数量从56家增长到124家，1993年产量5万辆以上的车企有6家，仅占全部车企4.8%。 在此期间，政策对外过度限制、对内过度保护，弱化了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发挥。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第一，外资股比限制严格。 “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进口管制。 “在我国汽车工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国家对进口汽车、摩托车仍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第三，高技术壁垒。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生产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但国内企业为追求利润，减少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始终被外资企业掌握，国内技术研发落后。第四，高关税壁垒。1986-1997年连续两次下调关税，但仍然较高，1997年，3.0L以上进口汽车关税税率仍高达100%，3.0L以下高达80%。第五，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1987年国务院确立“三大三小”生产点，外资进入后与“三大三小”汽车企业合作，使得国有汽车企业在规模、资源和技术的加持下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削弱了行业竞争。
3、发展阶段（2001-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