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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据央视网、《中国日报》微博援引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伦敦东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的一辆货柜车内，发现39具尸体，经英国警方确认全部为中国人。目前警方已经开始对一个爱尔兰人口贩卖团伙展开调查。本文是《环球人物》杂志的一篇旧文，讲述了跨越大洋，从福建私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的生活境遇。经《环球人物》授权发布。 本文原题《 英伦福建人生存实录 》。 文 | 施晓慧（环球人物） 很不幸，提起在英国的福建人，人们首先想到两起震惊世界的惨案:2000年6月19日，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海关官员在一辆货车里意外发现了58具尸体，其中多为20来岁的年轻人。警方经调查证实，他们都来自福建，向蛇头支付了2万英镑巨额费用，转站途中，藏在封闭的集装箱内，因为缺氧，除2人幸存外，其他人全部窒息而死;2004年2月5日夜间，英格兰中部莫克姆湾的一次突然涨潮，将23名拾贝者卷走，同样是30来岁的年轻生命，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 记得莫克姆湾惨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时，英国福建同乡会的创始人也是首任会长陈爱国曾对记者说，不要只报道这一件事，福建人在英国有很多奋斗的故事。那么，究竟有多少福建人在英国?他们是怎么来的?在怎样奋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记者近日深入到生活在各层次的福建人中进行采访。 “早知这样，说什么也不来” 豆腐厂老板阿春，是福建人中比较能拼的典型之一。他喝了一瓶酒后，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阿春大约三十七八岁，福建福清人。他在国内就敢闯，开了一家乡镇小企业，后来生意不太顺，看别人出国赚钱很风光，就在1995年偷渡到英国。讲起当年的艰辛，阿春仍然很激动。他说，一到英国，蛇头让他们撕掉护照，扔掉所有行李，只背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一点随身用品。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学会一句英文“中国城”。出门时身上带的2000美金，一路下来，到英国时只剩1美元。没钱坐车，他就一路问着“中国城”走到了伦敦唐人街。 举目无亲，第一晚该住在哪儿都不知道。阿春想用仅有的钱给妈妈打电话，可钱放进公用电话机，还没说话就断了。后来有一个人收留他住了一晚，他至今感激这个人让他落了脚。第二天，这人给了他10英镑，帮他找到一家食品厂做工。 这是阿春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切鸡爪，就是将餐馆做“凤爪”用的鸡爪，从中间劈开。他说，那个日子真是太辛苦了!从早8点干到晚8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休息，一天要切7箱鸡爪。做了两个星期，他实在受不了了，手上没力气不说，脚肿得路都走不了。说到这儿，阿春红着眼睛摇摇头，接着说：“两周共领到240英镑的薪水，交了50英镑介绍费后，第一件事就是花150英镑买了一个手机和电话卡，给妈妈打电话。我拿着电话在这头哭，妈妈在那头哭。我说，我要回去了，不然我要死了。”阿春说：“早知道到英国是干这个，说什么也不会来。”后来，阿春辞掉了那份工，到中餐馆去打杂。 当时伦敦的唐人街主要是香港人，因为不懂粤语，在餐馆里打工的福建人不仅工资低，还常挨骂。这一年，阿春一边在餐馆打杂、做搬运，一边拼命学粤语，并苦练大厨手艺。当时，大厨一晚能挣30英镑。 几年下来，阿春用攒下的积蓄，又四处借钱，用4万英镑买下了一家豆腐厂三成的股份。“做豆腐厂，说不清受了多少罪。”阿春讲起了自己创业的酸甜苦辣。就在他当上小老板上班的第一天，4个工人集体罢工，就是想给他个下马威。阿春偏不信这个邪，“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他和另外一位老板关起门来试着从磨豆子做起。做豆腐是个技术活，他们只见过没做过，几次不行，就倒掉重来，反反复复，他们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豆腐总算做成了。 在豆腐厂有一定规模后，为了开发新产品，阿春跑到曼城当学徒，即使只干活不要工钱，师傅也不肯收。阿春就给人家打扫卫生，埋头干活，终于用勤劳和真诚打动了师傅。当学徒的两个星期里，他白天卖力气给人干活，晚上换上西装住每晚120英镑的宾馆。就这样学会了油豆腐技术。有了豆腐还要有市场，首先要攻下唐人街的中餐馆，他形容道:那时每天说的好话真是比衣服上的针眼都多…… 7年过去了，阿春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豆腐厂，每天的生产量从原来的400斤大豆增加到现在的1吨。他还创出了“江南豆腐”品牌，广受欢迎。 现在的阿春，已经在英国成了家，取得了英国国籍，也有了不少资产。他用不着亲自做工了，又在发展食品杂货贸易。热情豪爽的阿春文化水平不高，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愿意做些实事。他很尽力地帮助新来英国的福建人，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车费。 拼命打工还巨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一对来自福建长乐的夫妇，和阿春一样，他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但和阿春不同，他们没有获得英国身份，而这也正是他们苦苦期待的。 妻子郑小妹快人快语，她说：“还不是为了趁年轻，给孩子们拼出个富裕日子吗?”他们原来在国内也开过两间餐馆，后来买了地皮开汽修厂，但失败了，欠了几十万的债。为了还债，他们决定到国外挣钱。郑小妹1996年先来到英国，丈夫吴国贵第二年过来，当时家里已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4岁。两个人偷渡付给蛇头50多万元，借的都是2分利的高利贷，加上办厂欠的债大约有100万。 背着这么重的债，两人在英国真是拼命啊!郑小妹说，她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上下班不坐车，来回走路两个小时。后来丈夫来了，她仗着身体好，就找了两份餐馆的工，一份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另一份从晚11点到凌晨4点。晚上下班回到家已近凌晨6点，睡上四五个小时，10点钟又要起来上班。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她眼睛红红地拉开衣领让记者看，她的脖子两边各有一条十多公分的疤痕。“后来得了一种瘤，这是开刀留下的，都是累的。”她声音颤抖地说，后来丈夫实在看不下去，跑到餐馆给我辞了工。他说：“你不能这么干了，要不会死的!” 吴国贵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话也一直很少。他说：“我们能开外卖店，全靠运气。”他们在英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老老实实地入账出账。也许银行觉得他们信用不错，2000年时寄来一张贷款通知单，可以贷款3万英镑。虽然11厘的利息有点高，但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开了第一家外卖店。 “刚开店的时候，比打工还苦，”吴国贵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因为是贷款，每月利息加上保险，赚不赚都要先交银行600英镑。我们两个人一家家发菜单，那时没有车，买的菜多，就把两个大袋子系在一块挎在肩膀上，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从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觉。差不多拼了两年，餐馆才算走上正轨。”3年前，他们又开了第二家外卖店。现在，他们的债都还清了，外卖店也做得顺手了，房子和车也买了，店里还雇了两个帮手。虽然不用像以前那么累，但仍然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365天只在圣诞节休息一天。 郑小妹说:“现在就是想孩子，因为英国政府一直没批身份，我们苦等十来年了。不能回去看孩子，脑子里都是孩子小时候的印象。有时真想还是回去吧，不做了，但已经拼到这样，总觉得放不下。” “一上路，就由不得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