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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個動因，就是“形勢所迫”。當時，福建在林業方面有五個困難：一是造林難。群眾有句順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門山，年復一年還是一片光頭山。”二是防火難。群眾不但不擔心森林火災，反而還盼著等火災后上山砍燒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眾觀火，領導惱火”。有一位鎮黨委書記對我說，山林著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趕過去，群眾在旁邊看著，沒有一個幫忙救火的，還說風涼話：“你們怎麼來得這麼慢！”每場森林火災，部隊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眾卻袖手觀火，這是多麼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亂砍濫伐嚴重。當時全省規模不等的亂砍濫伐事件，一年高達萬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年採伐量超過生長量的現象。四是技術推廣難。幾十年來，我們林業科技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農民沒有造林積極性，即使有了技術，也難以推廣。五是干群關系處理難。農民常說：“集體林干部林，群眾收入等於零。”這句話並不夸張，事實也確實如此。哪怕是重點林區的村，農民從林業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農民稱“村裡面的林業收入是補不完的干部補貼，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辦不完的‘公益’事業”。一個時期以來，涉林腐敗案件頻發，干群矛盾加深。正像習近平同志預判的那樣，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矛盾總有一天會大爆發。 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二個動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來，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譽為“綠色的金庫”。但新中國成立后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變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著金飯碗過著窮日子，這讓老百姓怎麼辦呢？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著“分山到戶”，卻沒有盼到。當時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卻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業實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體林，所以老百姓盼著分山，也沒盼到。到了80年代，林業“三定”劃定自留山、確定責任山，但是也沒有搞徹底，那時候很多人有山無証或者有証無山。后來，兩山並一山，逐漸演變成了“干部林”，使群眾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說：“千年鐵樹開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戶），何時鐵樹又開花，林地回到家。”可見，老百姓是多麼急切地盼望林權制度改革。 以上這兩點，我理解，就是習近平同志推行林權制度改革兩個最重要的動因。 採訪組：當時搞林權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風險的。請您講一講，為什麼習近平同志有魄力進行改革探索呢？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有這個膽量，首先來自他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來自他對土地政治屬性的深刻理解，來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歷史擔當。土地，是政治問題，也是民心問題。 之前分山到戶造成亂砍濫伐，現在搞分山到戶有沒有風險？林改之初，習近平同志反復思考這個問題。他認為，改革20年了，黨的農村政策一直穩定向好，這給群眾吃下了定心丸。農村干部素質提高了，經濟發展了，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這些都是規避風險的重要社會因素。隻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對頭，就是有風險也是可控的。所以，習近平同志對推進這項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從福州到龍岩調研的路上，跟我們暢談土地關乎民心這個話題。他說，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改朝換代都因土地問題而起，自古以來始終演繹著土地兼並和抑制兼並的歷史發展過程。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我們中國共產黨靠著“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億萬民心，所以共產黨奪取政權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還說，領導干部必須有愛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把老百姓的期盼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把老百姓的呼聲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的神聖職責。我們一旦對人民承諾了任何事情，就必須兌現。該做的事情不做，就違背了我們黨的宗旨。 當時，我們也為習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戶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作為年輕的省級領導，敢冒這個風險，隻能說完全是出於“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懷。十幾年過去了，回想習近平同志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敢於挑戰新中國成立以來都沒有解決的林地使用制度這個難題，足見他的膽略氣魄和政治智慧。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講，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試點？ 黃建興：從全國來說，林權制度改革當時還沒有先例。習近平同志給我們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積極推進。經過再三考慮，我們選在武平做試點。武平縣位於龍岩市西南部，閩、粵、贛三省交界處，武夷山脈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試點得到三條基本經驗。 首先，要解決“山要怎麼分”“山要由誰分”。當時，既沒有紅頭文件，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大家在摸索中進行改革，各種爭論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張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戶，體現公平優先。另一部分人主張大戶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況很不一樣，山林的生產周期長、投入大、效益低，隻有大戶承包才能經營好，體現效益優先，採用競標辦法把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在這關鍵時刻，2002年6月21日，時任省長的習近平同志到武平調研林改，十分有針對性地指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到山上。他所說的意思就是，農田承包必須堅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堅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國在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在農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習近平同志一錘定音地確定了林改的正確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產權制度改革，這與幾十年來多次的林業改革最大的差別，就是觸及了產權。習近平同志說，多少次的改革為什麼成效不大，因為都隻在管護責任制上兜圈子，沒有觸及產權，就不會觸動林農的心。在他的指導下，林業廳2002年8月邀請國家林業局法規司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等領導和專家就林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形成了“明晰所有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保障收益權”的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林業經營體制改革創新模式。后來，這個創新模式被推廣到全省，還被吸收到了黨中央、國務院文件中。福建林改為全國林改樹立了標杆。 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健全機制對林改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林改是很難的問題，而且是老大難問題，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來就不難，所以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由書記親自抓。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縣直接領導、鄉鎮負責組織、村具體實施、部門積極配合”的林改機制，后來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縣還建立了三級書記抓林改的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