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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正在从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向1.5万美元的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量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还是释放国内需求和消费升级的客观发展需要，都与十余年前交叉补贴实施的初衷和背景发生了明显改变。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政策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利益调整，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需要转换并聚焦有利于充分释放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共赢方案。随着电价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分时电价、分季节定价等需求侧管理手段，都可以与现行的居民阶梯电价相结合，在逐步将居民用电成本向合理化方向靠拢的同时，缓解交叉补贴对于工商业积年的沉重负担，进而形成在较少降低居民用户用电效用的前提下较大幅度降低全社会用电成本的预期效果。 对于全社会用电量占比近7成的第二产业而言，改变当前分时电价“一刀切”的现状，以区域特性和产业结构为基础，进一步细化分时电价的种类和价格区间，以更加适用于用户弹性生产，更为精细化的区别定价，一方面引导企业合理错峰减容，另一方面避免低效产能“搭便车”，进而提高电力设施利用效率，以降低不必要的发电和电网容量投资，延展降低电价的可行性操作空间。 在用能成本构成的另一端，“获得电力”的成本，近年来与“优化营商环境”一道，成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当前，随着优化营商环境等诸多政策的落实实施，我国“获得电力”指数在电力接入的成本、响应时效和服务质量上都已大幅提升。但是面向于企业的降成本长效激励机制，以及用户侧专业的服务市场还未见雏形，售电领域和节能服务公司普遍还未能将降低用电成本的服务进一步延伸至企业内部。 根据相关调研结果显示，为了避免后续增容，目前全国绝大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装用电负荷均超过实际用电需求，这不仅会拉高用户在基本电费上的支出，也会造成电网企业的投资浪费。与此同时，目前众多企业都面临着配电设备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电能损失，即便是有专业团队进行管理，也涉及到企业人工成本的增加。 无论用电成本在企业经营成本的占比高低，企业都存在降低用能成本的天然诉求。单纯依赖于电网企业提供主动服务，始终存在着供用两端利益此消彼长的悖论，正因如此，通过市场服务于企业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即便在以配网为依托的商业模式创新背后，依然涉及到许多体制机制的掣肘，但随着售电侧、增量配电改革的艰难挺进，企业节能及综合能源服务管理的新蓝海已经吸引着众多社会资本前赴后继。当资本就位后，则等待体制发力来彻底撬动用户侧服务市场的放开——通过允许专业的配售电公司通过代管、租赁、收购或混合所有制改造等方式，激发企业降低用能成本的外部市场活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进一步减轻政府、企业的资金投入。 同时，针对于解决企业实际用电需求的优化分析、配电设备运维，以及红线外的外接线路工程，不仅可以大幅降低企业获得电力的成本，同时也可以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结合，通过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实现规模效应，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增强企业获得感。 非常时期，往往意味着非同寻常的机遇。疫情或许将改变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改变企业生产运营的思维模式，抗击疫情也为电力体制改革营造了一次再提速的良好契机。 在疫情面前，各方的利益诉求都将重新归位于国家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电力体制改革曾经遭遇的种种阻力，在此时或将划转为奔涌前行的动力。在体制机制创新的助推下，中央、地方、企业、用户都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决心中获得更为持久的推动力。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0增长，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再添砝码。可以说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缺位，共同铸成了全民打赢抗疫总体战的信心。无论疫情面前，或是疫后经济恢复，电力行业都已经并持续贡献自己的“10倍努力”，为完成国家各项经济发展指标赋能聚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