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东京外，全国的主要城市如并州、钱塘、温州都设有厢，南宋之后，设厢城市更多。厢作为城市的综合管理机构，只有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才进行设立。需要注意的是，厢是由禁军管理的，与厢军并没有直接关系。
“厢”承担了多种社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城市内的治安和消防，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元丰五年二月，“开府言左右厢收留罪人数多，狴牢窄隘”。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救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都巡检是厢巡检的上级，火灾发生后必须等都巡检抵达现场下达命令才能开始救火，以至于贻误了最佳救援时间，所以后来规定厢巡检可以择机先行扑救。在东京城，每个厢会有许多派出机构——军巡铺。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毎坊巷三百歩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収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官百馀人”。除此之外，厢官还负责发放社会救济、防治公共疫情、协助水利治理、维持科考秩序、纠察假冒伪劣商品、调查户籍人口等公共事务。 为了处理如此庞杂的公共事务，每厢除了禁军士兵外，还设有所由、厢典、街子、行官、书手等文职职位。“所由”负责房契、税契等票据，以及过往商客的官防事宜；“厢典”负责与诉讼有关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和解释；“街子”负责维护街道秩序，丈量地界；“行官”负责监督各行各业的商铺；“书手”负责处理一些杂务。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文官事务，武官处理起来并不擅长，所以天禧四年（1020年），朝廷开始由推、判官（推官处理讼狱之事，判官掌管文书事务）分掌左右军厢，加强了文职官员对厢务的管理。 神弓床弩，科技强兵：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在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武经总要》里，首次出现了“火药”的记载，说明宋代进入了冷热兵器共用的时代。但是当时的热兵器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杀伤力方面还未能与冷兵器抗衡，因此冷兵器依然是宋代战场上的主角，而且可以说是冷兵器最后的巅峰时代。 宋代的兵器生产主要通过官府的作坊进行。北宋的兵器作坊按照供应对象的不同分为内廷和外廷两个系统。内廷如斩马刀局、鞍子所、御前生活所等，所用工匠都是从外廷作坊选调的高手，所造兵器除了供应宫廷和赏赐臣僚，还作为法定的兵器式样下发给外廷。外廷则主要承担了在京和诸路驻军的兵器制造任务，其中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帜、油衣、藤漆、什器之物”，东西广备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弓弩院“掌造弓弩、甲胄、器械、旗、剑、御镫之名物”，弓弩造箭院“掌造长箭、弩箭”。在北宋前期的时候，东西作坊有兵校、工匠7931人，北宋中叶之后有所减少，维持在五千人左右的规模，万全作坊则有近四千人，弓弩院和弓弩造箭院也有一千余人的规模。 由于一直没有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朝失去了北方上好的马场，所以在战斗中骑兵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辽军相抗衡。对于机动性极强的骑兵而言，弓弩手是对其进行压制的最佳手段。凭借着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和技术进步，宋弩相较于唐弩性能上有了极大的提升，不光是装填速度大大提高，距敌五尺之外（1.5米）仍能发射，而且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多人弩，极大地拓展了弩的射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神臂弓和床子弩。 神臂弓发明于神宗朝，根据《宋史》中的记载，当宋神宗看到它能“射二百四十余步（注：1步=1.536米），入榆木半竿”，即距离370多米远便能射入非常坚硬的榆木，当时就“阅而善之”，从此“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玉海》中也有记载，宋徽宗称赞它“射远攻坚，所向无前”。自问世以来，神臂弓就立下了赫赫战功。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攻东京城，当时的兵部侍郎李纲就是靠神臂弓和床子弩带领广大军民挡住了金兵的进犯。就连金军大将金兀术也十分忌惮神臂弓的威力。也正因如此，宋军对这件神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只有“步军弩手第一等”才有资格“兼习神臂弓”；而且神臂弓的毁损丢失是要受到流放等重罚的。
床子弩是宋军的另一大杀器，与神臂弩只需一人操作不同，操控床子弩往往需要几个人来配合。《武经总要》中一共记载了七种床子弩，最多的甚至需要70个人同时操作，所以宋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评价道：“斗子、床子等弩，虽最强，然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也。”通常大型的床子弩用于守城，当东京保卫战打响的时候，金兵攻城时，三弓（床子）弩“一发而贯三人”；小型的床子弩也随军出征，比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宋太宗设计的平戎万全阵法，就记载有“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六人掌床子弩二”，只需要三人操作。 花天酒地，腐败成风：军人断送的北宋 宋朝超过一亿的人口红利让国家并不缺乏拥有强悍体魄的士兵和指挥才能的将才，也不缺乏新型的军事科技发明。但是，自宋太祖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直接导致武将群体受到来自文臣的压制，重要的军队指挥大权落入了文臣甚至宦官之手。宋代的皇帝更希望有才干的武将能把心思放在享乐上，于是便无法避免地造成了军队自上而下的腐败。 在朝廷的默许下，宋代武将过着地主一般的生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曾劝石守信等开国将领：“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于是此后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钜万”。上官融在《友会谈丛》中谈到另一位开国功勋米信，慨叹其“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缗”。到了南宋初年，根据《宋代要录》和《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武将张俊“（年）收租米六十万石”，相当于当时最富庶的绍兴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在张俊去世后，他的子孙将淮东路真州和盱眙的田产捐赠朝廷，一共有三万七千多亩。作为主战派一员的韩世忠也是“蒙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收数万石”。 除了坐地收租之外，宋代武将还经营酒坊等商业活动，甚至利用役使麾下的兵士干私活。比如《赵清献公集》中就记载了宋神宗时期，陕西禁兵“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另外，武将还通过虚报名额吃空饷。据《宋会要》中的记载，“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自澶渊之盟后的宋辽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禁军的数量却不降反增，同时也解释了北宋末年，当金兵围攻东京城时，号称有二十万驻守的东京禁军实际数量却只有三万人。这种“虚券”、“诡名”所带来的军费支出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负担，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宰相富弼不禁慨叹：“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