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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当局在自身外交政策制定上有两大根本缺陷：其一是其过分依赖军事手段，而严重忽视了自身的非军事权力手段；其二是其仍在运用为冷战设计的国家安全结构和官僚机构来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不难发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进一步缺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 于2020年6月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The Overmilita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文，认为美国应当重拾世界领袖身份，而在此之前应当恢复和更新一系列的非军事权力手段，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强及重组国务院。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独自应对新冠病毒的行径，实则为美国全球领导力减弱的最新表现。事实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早在疫情席卷全球之前就达成了共识，即华府应当减少在海外的承诺，并将精力聚焦在国内问题上。除了特朗普的支持者之外，众多美国人早已对无休止的战争和干涉国外事务失去了耐心。在他们眼中，美国在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被利用的角色，由此产生的国际领导力成本更使得美国债台高筑。 不容置喙，当今的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其在多个领域面临着挑战：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强化他们的军事实力，并寻求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朝鲜在东亚构成了日益复杂的核威胁，伊朗在中东俨然已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对手；经过19年的战争后，数千名美国大兵仍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面对的是伊斯兰国(ISIS)持续不断发动的恐怖袭击；最强大的盟友——欧盟，现在正被其深刻的内部分歧所困扰；而现在，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爆发的后续影响。 若没有美国重新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挑战将会愈发膨胀，直至形成一个自相残杀、强权决定是非的世界，而由国际合作与和平解决争端所塑造的现世世界则会荡然无存。但若美国想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则必先解决自冷战结束以来自身外交政策的根本缺陷：其一，华府过分依赖军事手段，而严重忽视了非军事权力手段；其二，华府仍在运用为冷战设计的国家安全结构和官僚机构来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而这套系统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因此，若没有更大程度上的军事制约以及机构重组和改革，美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将越来越难以说服美国民众支持该国扮演全球领导角色，即便扮演该角色的初衷是保护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而没有美国的领导，未来将是一片漆黑。 脑力与体力的双重恢复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保障美国其他实力的基础，因此每一位总统都必须确保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并且有能力应对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和大国的威胁。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迫使美国政府削减国防开支，致使完成上述目标将会变得愈发困难。 与建立和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使用它。当面临是否使用军队的决定时，总统必须更好地定义目标。例如，军队的任务是什么?资源是否充足?如果任务发生变化，就像克林顿总统时期干预索马里事务(从饥荒救济到建立和平和改善治理)以及小布什总统时期干预伊拉克事务(从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到占领、镇压叛乱和国家建设)，那么所使用的资源是否也有相应的变化?愿景和能力是否能够相匹配，以致于类似阿富汗那样的情景不再发生? 从过往几十年的经历来看，为这些问题找到正确答案着实困难。事实上，任何军事干预的目标都必须明确，并且战略和资源必须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出于对国内政治的敏感，总统有时倾向于使用仅能避免失败但不足以取得成功的军事力量，这种做法不仅在战略上不明智，而且不道德。美国军人的生命不能仅仅被用于处理一些简单的事务，也不能被浪费在毫无诚意或冲动的行动上。《星球大战》中尤达大师(Yoda)的话很适用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其言道：“做和不做之间二选一，绝无尝试的机会。” 与此同时，总统们必须特别警惕“使命蠕变”，即逐步扩大军事努力，以实现未在计划之内的、更雄心勃勃的目标。通常情况下，一旦实现了既定的目标，总统就会有勇气追求更宽泛的目标，这种贪功致败不仅发生在1993年美国向索马里派遣部队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在1994年推翻海地的军事独裁后，同时也发生在2001年美国派军推翻塔利班政权和在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 为防止无辜平民被屠杀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成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使用武力最为频繁的理由之一。但这些军事干预本身也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因为在进行军事干预之前，领导人必须评估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否真的受到威胁、目标的现实程度、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提供援助、潜在人力和财力成本，以及美军地面部队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虽然以上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但必须睁大眼睛加以解决。因此，除了保护重要的国家利益之外，使用美国军队的门槛应该非常高。 一些左翼人士相信，美国应该通过军事干预保护平民，就像其在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所做的那样。一些右翼人士主张对伊朗或朝鲜使用武力，或者向乌克兰和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无视任意一方的总统或被视为道德确实，或被视为懦夫。 缺乏计划性的军事干预的后果可能是带有毁灭性的。以我一直反对的2011年美国对利比亚的干预为例，当奥巴马总统决定干预利比亚事务时，其领导的政府便已经犯了两个战略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扩大北约最初的人道主义任务，从简单地保护利比亚东部人民不受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军队的影响扩大到推翻利比亚政权。北约本可以在首都的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班加西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通过禁飞区的设置和对卡扎菲地面部队的攻击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东部的叛军，不摧毁首都的黎波里，还可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 正如我当时所说，卡扎菲已经放弃了他的核计划，并对美国的利益构不成任何威胁。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和恶毒的独裁者,但是随着卡扎菲政府的崩塌，超过2万个可携带式防空导弹以及不计其数的武器从他的武器库流向了非洲以及中东地区，不仅导致利比亚国内在2014年爆发内战，陷入多年动荡，也间接性地促成ISIS的崛起，并为俄罗斯重塑决定利比亚未来创造了机会。如今，利比亚依旧混乱，就像在索马里、海地、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那样，美国在利比亚的“使命蠕变”带来只有无尽的麻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