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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恰恰是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有效履行。为此，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而不是单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而不是丛林法则，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强权政治。 （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其超越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其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这一体系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不发达。核心化以及边缘化都是动态性的过程。“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同样，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认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一个中心点为核心，“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可以划分出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结构层次。其中，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 在政治体系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 在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 中国所追求是秩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中心-边缘”秩序，也不是过去中华帝国所构建的“轴辐秩序”（朝贡体系），而是“节点-网格”秩序，即“去中心”、去等级制，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在实践中，最能体系“节点-网格”秩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 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非极化”，不追求霸权地位。美国的盟友体系优选三类国家：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最好是同美国一样的“三权分立”，这不仅是政治制度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选择；二是地缘上的海洋国家，同美国一样重视海权，如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通过海权联盟来控制海峡和运河，借此遏制陆权国家的潜在挑战；三是宗教信仰上的犹太教或基督教。 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在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等级制），“一带一路”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化，共赏、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则，也是“一带一路”的原则。 在文化体系中，过去五百年，西方是对立性思维、差异性思维，中国则强调共同体思维。西方价值观是求“同”，而“一带一路”价值观是求“通”，尊重差异，强调“和而不同”。 简短的总结 为什么是大变局？因为，格局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成为影响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变量——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中系统比较了“平衡发展的中国”与“相对衰落的美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间力量”，对美国而言，“头号强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尽管它们的相对实力都在下降，但对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战却又迫使它们拿出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军事领域，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将导致低增长和重赋税的徘徊不去，加深国内对重点开支项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担防卫负担的能力”。今天，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进行。 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意义，将回到世界舞台中心。但“强而不霸”、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然，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大而未强”，实现“强起来”要补足短板，无论是格局转变还是秩序转变，首先要增强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