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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范式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常被看做是美欧大国外交的重要来源。价值观外交是“范式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相关国家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展现价值观，大国间价值观的不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甚至战略误判。 例如，在欧盟条约中对欧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国权利。同时，强调上述价值观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norms）。这一理念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范式性力量”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 与美欧的范式性力量不同，中国的发展哲学本质是文明型力量，强调的不是对抗或改造，而是构建相互欣赏、相关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文明型力量，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承认差异，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的确，在国际社会中，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会导致冲突。因此，“韬光养晦”不是策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与“大”所在，强者“通心”，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中国的文明性力量不仅体现在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中，也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中。笔者在海外调研时，经常听到外国政要评价“一带一路”，说这一倡议是迄今21世纪最有格局的全球治理方案：西方大国提出“本国优先”，想的是如何“让自己更美好”，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让世界更美好”。 “心脏地带”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主要观点，他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做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过去，心脏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如前所述，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城市之间的粘性增强，国家之间的活力也在增强。近期，世界银行专门研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结论是：对全世界来说，运输时间平均减少1.2%-2.5%，贸易总成本降低1.1%-2.2%；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来说，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降低1.7%-3.2%和1.5%-2.8%；位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上的经济体收益最大，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减少11.9%和10.2%。 历史以往的经验是，在世界大战之前，必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法学家（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取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以及‘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被摒弃。”因此，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哲学、一种文明，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船”与“桥”，有了经济与人文粘性才会增强政治韧性与战略互信。 三、新秩序：从“中心-边缘”秩序到“节点-网格”秩序 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两个引导”。 （一）国际秩序不同于世界秩序 国际社会常有人问：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是否要另起炉灶创建一个并行的世界秩序？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是世界秩序的文化基础；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世界秩序的安全基础；三是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主义国际机构，是世界秩序的制度基础。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但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入发展，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这一次“打败”资本主义的依然是它自己。正如《资本论》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而且还在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基础、盟友基础。 伯尼·桑德斯在《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在今天的美国，包括20%的儿童在内的4300万人生活贫困，很多处于极度贫困中。在经济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实。最富裕的人们以及大企业从来不为民众着想。大多数美国人生活艰难，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富人却更富裕了，大部分新增财富都流入金字塔尖1%的富人之手。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主要国家里最大的，也是自1920年以来最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