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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始终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和技术革命。20世纪发展了五大尖端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基因重组技术，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类也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过去五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是不平衡的，科学技术的地理中心在欧洲、北美。中国曾先后失去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智能时代”（预计进入的时间为21世纪20-30年代）。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两者之间有个共同特点：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在国际政治层面，今天的权威是“共识”，而不是“强权”，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共识权力”，将会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共治。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比全球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美国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为王”，大数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稀缺资源。海量数据与巨大市场运用是新型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优势，在这些国家互联网数据资源快速增长，网民数量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城镇化加速推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医疗、教育、养老、安防等智能化产品和服务需求迫切。 除科学与技术因素外，海洋也是影响权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五百年，西方国家就等于发达国家，就等于海洋国家，海洋即实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纷纷通过海洋走向全球、征服世界。与此同时，金融证券、股票信用、工厂与现代产权制度、议会制度等纷纷成为国际社会的“时尚”，被全球纷纷仿效，由此海洋国家建立了制度性话语权。 其实，早在上述国家走向海洋之前，郑和已于1405年-1433年七下西洋，但是中国始终是陆权国家，经济、文化、制度影响力主要在东方，而非全球。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战舰加在一起有240多艘，统领总人数达3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其舰队不过五条大帆船和265名水手。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实质上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远离世界舞台的中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荷兰商人的崛起与晋商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即17世纪初期。晋商与荷兰商人“走出去”的原因很相像，即缺乏能源、资源，缺乏产品，因此只能做中介贸易，同时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催生金融。晋商主要经营盐业、茶叶等产品，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开拓国外市场，通过陆路对俄做贸易。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影响是全球性的，1609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现代银行均诞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由此这个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打造了全球金融领域的标准。但基于南北向陆上贸易的晋商，其影响只局限于东方。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3个世界性大国，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耐人寻味的是，每一次霸权的继承者几乎都是由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长期的争夺才能实现。企图取代荷兰的不止英国，还由法国。努力取代英国的不止美国，还有德国。有趣的是，两个后期争霸的国家，无一例外一个是海洋型国家，一个是大陆型国家，而最后的结局毫无例外是海权战胜了陆权。因此，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过去五百年，霸权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海洋国家内部进行转移。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对海权结构的调整与修正。例如，“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内陆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也弥合的陆海冲突。 在国内外，经常有人质疑中欧班列的存在意义，认为其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000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从总量上看，中欧班列的确远远没有达到海运的规模，按照编组规定，每一列编组41车，每车装两个标准集装箱计算，2017年中欧班列总共运输30万TEU，8年累计92万TEU，而海运2017年运输就达2.38亿TEU，中欧班列甚至低于一个长江内河码头的运输量。但是，从国际关系层面、从全球治理层面，中欧班列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正联通了陆地与海洋。 （二）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范式性力量、文明型力量 就中美关系而言，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是时代命题，中美的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治理属性，今天的中美关系“脆弱而有韧性”。美国1776年7月4日建国，1894年GDP成为世界第一，191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四国的总和，连续125年领先世界各国。但是美国的国家历史迄今只有243年。在国际社会中，一个政党执政百年更是罕见，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到1991年12月25日解体，存在了74年。2021年，中国将迎来建党100年，2049年，中国将迎来建国100年，这两个百年目标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史也有重要意义。有一次，一位加拿大学者问我：“中国向西方国家学可持续发展，但是多久才是可持续？中国几千年不间断的发展，是真正的可持续。”的确，中华民族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强，奋发图强，但是“强而不霸”，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