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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后，红三军团在鸭溪开战评会，张爱萍直来直去地说：“你黄克诚就是见死不救！”对于当年这一幕，张爱萍晚年回忆起来，仍然忍俊不禁：“我才不管他是谁呢！彭德怀很恼火，把黄、张给撤了，黄下连队，张宗逊当伙夫。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有意思。” 对于张爱萍这次发飙，黄克诚不以为意，他凡事出以公心，推诚布公。1941年9月，为加强新四军第三师指挥机构，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提议把张爱萍调来当副师长：“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 张爱萍后来担任过新四军第四师师长，但他在抗日战场的最突出表现是在第三师副师长任上，这也说明黄克诚眼光独到。 1943年春，日军在“扫荡”淮海区之后，紧接着对盐阜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此次“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日军第十七师团、第三十五师团、第十五师团之独立十二混成旅团1万余人及伪军近1万人，以海、空军配合，于1943年2月中旬，对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个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根据地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 面对汹汹而来的强敌，张爱萍临危受命，建功第三师。黄克诚回忆： 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路东地区。敌“扫荡”开始时，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我军在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在敌向我合围时，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扑空后，又实行分区“扫荡”。我各地区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我军即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取得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旋即我军转入全面反击，连克敌伪据点十余处。我军又乘胜收复滨海县小尖子地区，攻克陈家港。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攻克敌伪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反正。 张爱萍指挥的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大大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大大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在晚年自述中，黄克诚对张爱萍及第三师的战功仍然赞不绝口： 盐阜区士绅在慰军大会上，称颂我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县国民党书记长亦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