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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意思的是，吉本的写作过程几乎又与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历史进程重合） 。随着西方在近代的“崛起”，西方人把奥斯曼衰落史作为西方近代史的陪衬，把持续衰落的奥斯曼/伊斯兰与充满活力的、不断进步的西方进行对比。毕竟，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是欧洲国家的强大对手，只有把土耳其人打下去，欧洲人的压力才能得到释放。早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欧洲联军取得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让一直被奥斯曼人压着的欧洲人感到极为高兴，提振了士气。正是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一种“欧洲意识”开始出现了。后来，在现代化范式下，这种叙事得以提升和强化，一般认为，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共和国讲帝国衰落，主要地也是受到了西方史观的影响。通史性的历史叙述，一旦简洁明了，往往就是受到某种强势史观支配之结果。 3 新史学打破奥斯曼帝国“衰落论” 近几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开始在奥斯曼史学领域造成一种新的共识，也就是，大多数专业史家已经拒斥和不再使用“衰落论”作为叙事框架了。“衰落论”遭到大多数人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目的论的、单向度的、东方主义的“迷思”。 新的分期方法出现了，比如，Suraiya Faroqhi把奥斯曼帝国史划分为建立期 （“stage of foundation”，直到1453年） ，然后是扩张期（“expansion”，1453–1575） ，再就是危机与稳定期（“crisis and stabilizations”，1575–1768） , 然后是新的危机（“new crisis”，1768–1830） ，最后是收缩期（“contraction”，1830–1918） 。一般认为，新的分期方式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即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制约并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解释框架。有一些具体研究反驳了“衰落论”。从19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日益发现衰落论造成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简化为崛起与衰落的简单框架，而对衰落的关注，使人们高估了奥斯曼的问题、低估了其力量，包括苏雷曼大帝之后仍然有很多有能力的苏丹，这本身也是一个史实，以往把女性主政较多的17和18世纪视为衰落的表现，而新的研究则意识到女性的统治和管理有其成功之处；这一时期官僚制也在发展；地方实力派的出现不再被简单视为衰落的表现，而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更多关注的是从奥斯曼帝国视角看其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不是单纯地从中央集权出发。 关于奥斯曼禁卫军的腐败衰落，学者们发现，他们很早就参与经济活动，但军事力量没有立即受到很大的影响，而是还在不断地取得军事胜利，技术上的改进也非常及时，他们只是在很晚才落后于欧洲，帝玛尔制度的衰落是因为新军事技术使得传统骑兵优势不再，包税制实施了一个世纪，对于解决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了它们之间长期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17世纪的普遍性经济危机，还发现，奥斯曼帝国直到18世纪上半期还经历了显著的增长，新航路的开辟也并没有对奥斯曼帝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18世纪早期，传统贸易路线的贸易额依然高于新路线，也门的咖啡贸易也部分地弥补了奥斯曼人的损失。比较史学的发展，也使得对奥斯曼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更趋于理性、平和。 纪录片《奥斯曼帝国：欧洲的伊斯兰王室》（The Ottomans: Europe's Muslim Emperors 2013）画面。 另一方面，奥斯曼史叙事和研究范式的变化，其实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后语言转向的社会科学、后殖民批评等提出了新的路径，尤其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影响甚大。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西方话语霸权、史学阐释的现代主义图式的批判，以及历史研究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转向，传统的政治史被边缘化了，沦为新研究范式的背景。 新史学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尤其是给予普通人以声音，这自然需要基于对文化、日常生活和世界观的微观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会呈现帝国的多元性，而不是政治史通常给我们梳理出的那种印象。更不用说，在全球史的意义上，贸易和商业的网络往往还是跨越政治边界的，那种把奥斯曼帝国客体化为欧洲/西方的对立面的政治史观和文明史观，自然会受到各种来自底层、边缘、网络研究和比较研究视角的挑战。结果就是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日益碎片化了。 4 专业史与通史的平衡之难 贝尔福在多方面已尽力做到了较好的平衡。比如对于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论述，以往的尤其是以维特克为代表的“圣战征服论”是很典型的，尽管贝尔福受益于保罗·维特克的研究，但他已经将奥斯曼人视为地中海和东欧历史的一部分。16世纪以后的奥斯曼编史家们，通常是要把早期奥斯曼人与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势力的合作与融合抹杀掉，为的是勾画出一个自足的圣战者形象，并且使用更多的宗教话语来重新包装奥斯曼人崛起的历史，而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是在一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中看待这个帝国的。 贝尔福强调了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以及奥斯曼人并不是宗教狂热者，不强迫他人皈依，奥斯曼人与当地人容易和平相处，常见通婚和民族融合，等等。作者认为，土耳其人的使命是“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这一点也是很好的观察。他还强调了奥斯曼人进入欧洲是“被邀请来的”，提到巴尔干农民欢迎奥斯曼人，因为奥斯曼人给巴尔干农民带来了好处，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等等，这些叙述也是将奥斯曼人视为了历史的主体。 不管怎样，为一个时空范围如此巨大的奥斯曼帝国写一个单卷本的通史，确属不易。毕竟，奥斯曼帝国更具多元性，还曾经是欧洲的一部分，后来又彻底崩溃了。换了谁都难以平衡。我们当然更期待将传统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史、全球史进行整合，写出更具说服力的新历史。但这越来越难，由于专题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碎片化，对于通史写作而言，要求也自然就更高、难度也就更大了。即便是芬克尔的《奥斯曼的梦》，这是一个专业史家写的大部头通史，也有条件吸收新的成果，但仍难以平衡各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