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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些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各项指标在国际上总体进步，值得肯定。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仍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在部分总量领先性的指标上，人均差距依然较大、质量较美国低。 中国的进步及中美仍存的差距只是表面现象和结果，本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改革。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积极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 （1）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梳理政府职能，压缩事权和支出责任，精兵简政，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 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同时不增加财政风险，只能匹配以同等的支出减少，刚性的基本财政运转和社保资金必须保证，因此只能精兵简政，缩小政府规模。对于财政供养人员“只进不出”、冗员以及岗位设置忙闲不均的状态，引进绩效考核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以精兵简政腾出的财政资金用于为企业和个人减轻负担，放水养鱼。 （2）加大科教文卫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我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投入的资金偏少，人均投入更是稀少，要加大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通过加大投入，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3）改革科研、教育管理体制，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加强基础研发 美国已经形成一套严谨的科技管理体制，形成“决策-执行-研究”三层架构，并由国会立法监督。在决策方面，美国总统享有国家科技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执行方面，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资助体系，包括国防部、卫生与公共福利部、NASA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六大部门，与独立机构共同承担组织科学研究、指导科技政策的责任，分工明确。研究方面，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科研机构四类主题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协作。联邦研究机构主要从事重要技术的应用研究与部分基础研究，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企业侧重于试验发展，其他非盈利机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或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对前三类主体形成补充。中国在科技体制上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和目标不够聚焦等问题，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制定政策、目标与战略，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项目进行集中资助，由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行研究。相比于美国，中国近年来意识到制度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制度与专利制度还不够健全。资金使用上，中国目前在预算分配时主要依靠中央机构的集中决策，部委之间、项目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对科研项目的评估主要依赖科技部下属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体相对单一；而美国科技体制更注重预算、项目竞争和评估，在立法部门，审计总署还会对联邦部门的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与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高效、正确。 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国外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强化多来源的成果评价机制，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聘请国际科研人员，主要考核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加强基础研发，降低政府机构研发的比重，提高高等院校研发经费的比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放开教育行业管制，改革教育理念，充分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生产思想与人才。与美国比，我国学前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严重滞后。 （4）全面推动改革开放，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强化竞争 第一，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什么样的产权更有效率、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