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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一级调研员陈朝祥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明，采取第一种路径时，深圳在和其他省市互认前，需先签订一个协议，其中写明双方之间的数据共享后如何保密，以及识别对方健康码时需要的技术对接机制。 在乐文忠看来，第二种更加务实，但也比较复杂。各地首先要把数据上传到全国一体化平台上，再将数据导入到互认省份，从而依据接受地的赋码标准转换，实现互认。“相当于全国一体化平台是一个中转站。每个省只对全国一体化平台做一个接口就行。” 目前，广东、浙江与四川、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也都陆续签订了省际间健康码互认协议。互认后，持对方省份健康码的人员，可参照本省健康码规则，亮码通行。 在国家层面，对数据共享也在深化。根据已制定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各省各部门可以调用查询全国统一的确诊、疑似病例数据库、密切接触者数据库、县域风险等级数据库，以实现基础数据的共享互认。这意味着，国家数据库主动对地方“敞开”。 2月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亦推出“全国码”。但这并非要在全国推广“一码通行”，而是和各地已有的健康码并行，并逐渐对接。 “全国码”的难处在于，如何建立它的权威性。由于推出晚于各地的本地健康码，国家层面缺乏一套机制，使得“全国码”很难强制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准。“废掉别人重新用你的，别人前面的工作全部浪费，谁会愿意？”深圳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长陈东平指出。 3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全国爱卫办副主任毛群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可以互认通行，但实现全国“一码通行”仍然不易。 升级可期？ 目前，“全国码”有两个版本，一是支付宝，二是微信。健康码推广至今，支付宝和微信几乎“平分天下”。 截至3月16日，腾讯的防疫健康码已落地近20个省级行政区，覆盖300多个市县。阿里云支持的健康码也已在全国24个省份的200多座城市落地。 回溯健康码的产生，各地政府是主导者，也是算法、规则的制定者，企业则是技术支持方。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利用头部企业平台引流，可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效的推广。杭州市健康码工作专班成员张梦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选择支付宝或者微信平台，看重的是它的巨量级入口，选择本身也是市场的一个分工。在推出健康码这类公共应急服务产品时，平台的市场覆盖面是优先考虑的。 “其实，政府也不希望把数据给出去。”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认为，与流量相比，政府更看重实名认证的问题。市民大多已经在微信和支付宝上进行过实名认证。“如果再让他们通过另一个平台重新认证，是否愿意？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阿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都想把健康码看作一个新入口，为将来慢病管理、医疗大健康战略做布局。 在健康码的战场，除了两大巨头间的暗中较劲，其他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入局。例如，美团与大型国企中国电科合作，联合国家部委推出四色“畅行码”，百度和苏宁也推出了自己的健康码。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线上数据归口基本都在BAT(即百度、阿里、腾讯)，而疫情防控政策的最终落实都在社区，互联网企业希望能够借此进入社区，进而获取精准的社区数据。这是互联网巨头们此前一直难以触达的一个“新入口”。 从频繁出现的“变色”困扰，到近期的“跨省互认”难题，健康码能走多远，始终是业内讨论激烈的一个话题。陈东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对健康码数据收集的广度提出疑虑，认为这种数据收集的做法超出了防疫的实际需求。在陈东平看来，健康码的推广过程中，在国家层面缺少顶层设计，强制性的数据收集也缺乏一个与民间的沟通过程。这些都增加了公众的忧虑。 与公众对隐私的担忧不同，地方政府作为健康码推行的主导力量，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成本之后，如何让之前的投入更好地转化，成为他们的核心考量。 各地政府正在尝试拓宽健康码功能边界。2月21日，杭州健康码升级，实现了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的打通使用，杭州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可凭健康码看病的城市。 在广州，新“穗康码”将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上海则将“随申码”定位为市民(企业)工作、生活、经营等行为提供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 健康卡、电子卡、社保卡、驾驶证，在乐文忠看来，这些不同的身份证明共同构成了一个“市民画像”。虽然政务电子化让这些身份证明从纸质转为线上，但在不同场景要出示不同的码，仍没有实现流程的真正简化。 在他的设想中，不论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码通行”，还是“一卡通行”，未来就医、查驾照、上学或去银行办理业务，只要出示一个二维码，前台的服务人员和后台的查验人员就可以即时获取相应的数据，所有数据全部打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