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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我们看到90后已经长大。”南京一名大学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在一次线上学习中分享了一个课件，题为《疫情，90后的成年礼》。其中引用了作家鲁迅的名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火炬。” “灵魂画手” 这些人的成人礼是在纸尿裤和防护服里完成的——由于长时间身穿防护服不便如厕，很多医务人员的武汉日记里，都有“穿好纸尿裤”的记录。他们带到武汉的行李箱里，纸尿裤是必备物资。 而那些“用后即焚”的防护服，已经暴露了当代年轻人的性格特点。 防护服从头包到脚，为了互相辨识，需要在上面写上名字。“灵魂画手”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和苦中作乐的精神。 没有哪一代中国人，比他们更加理解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人小时候，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稍长后，他们又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他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一个走向繁荣的国家长大。他们生于安逸，追求舒适和潮流，消费名牌，于是千篇一律的防护服会被画上惟妙惟肖的香奈儿和路易威登品牌标识。 很多人是“吃货”，在头顶写着“周黑鸭”“热干面”和“奶茶”。他们觉得自己仍是“宝宝”，会强调“蒙蒙最棒”“宁宁加油”或者“今天大年三十，别吼我”。他们喜欢动漫，防护服上就画着与病毒掰手腕的自己。一个叫朱佩琦的年轻人，为自己确定了拎着医药箱的“小猪佩奇”肖像，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她解释，“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是一种战斗力”。 当然，他们还追星，自豪地在前胸后背注明自己是“胡歌老婆”“林书豪女朋友”或“彭于晏妹妹”…… 华裔球星林书豪在社交网站回应了他的“女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用生命在战斗……” 他们张扬。2月14日这天，一个名叫朱瑞的福建护士在胸前画了4颗爱心，向远方的恋人表白：“邵媚铃，等疫情结束后，我娶你！” 他们幽默。一个叫吉祥的人启发同事纷纷在病人面前取名“如意”“平安”“荣华”“富贵”“招财”“进宝”……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最危重病人的床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护士们把橡胶手套吹成一只“胖手”，垫在患者的头边，以免管道造成压疮。气球上画了笑脸，写着“加油”，即使这位昏迷不醒的病人看不到这一切。 当然，不只一位年轻人写上了“精忠报国”。 “武汉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因为有我们这帮热血青年的存在。”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徐筠说。她的防护服上写过“东方不败”，武侠小说里武功高深莫测的人物。 “武汉被疫情按下了暂停，经过大家的努力，武汉即将重启。”67天后回到上海的徐筠说，“我很自豪，这其中有我的贡献。” 不是“英雄”，也不是“小皇帝” 就连以性命相搏，他们都轻描淡写。在这些人面前，病毒是游戏里的“怪兽”。 在雷神山医院，大连来的护士杨婷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写了封信。她形容，病毒是怪兽，妈妈是奥特曼，这里有几万个奥特曼，一定会打赢怪兽。 她写道：“妈妈希望你们长大后能像妈妈一样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报酬，不顾生死。” 从苏州赶到武汉的蓝天救援队志愿者许鹏，也曾给孩子留言说：“孩子要乖，爸爸去武汉打怪兽！”在运送物资途中，他不幸丧生于车祸。 广州的80后医生桑岭，在1月23日武汉“封城”时，辗转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当时的金银潭处于接诊高峰，他将那段经历比喻为“无限循环版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 他的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评价：“这些年轻人很有出息。” 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钟小锋记得，一个年轻同事有一天脱掉防护服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以为出了什么事，问了才知道，这位同事护理了一个多月的一位患者，有了意识。 那位年轻护士说：“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来自内蒙古的护士李天骄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更加成熟。出发去武汉那天，是她24岁生日。她照顾的患者中，有的正在准备高考。其中一位告诉她，自己不想选计算机专业了，要改学医。 许浩远对记者说，此前她对自己的职业有过否定，不想再当护士了，主要是因为遇到一些难相处的病人，甚至“白眼狼”式的病人，干的又是脏活累活。这次去了一线，她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了很多，发现“护士可以很伟大的，像个英雄一样”。对病人，她也多了理解。 她觉得自己变了，会继续做护士，会成为更有耐心的护士。 上海护士查韵记得，她服务过的方舱医院里，一位老人因为牙不好吃不了盒饭。她求助其他病人，很短时间里收到了十几种未拆封的奶粉、营养粉、粥和牛奶。在另一家医院，一位病人出院前，非要将自己没舍得戴的N95口罩送给护士。 94岁的患者李念娥告诉从浙江赶来支援的“孩子”，自己有3万多元存款，“你们缺钱了管我要啊”。 查韵说，其实她和同事都是普通人，支援武汉是职责所系，就像农民去春耕、工人去开工，没有什么不同。 武汉的90后青年杨雪，在公交车停运后开始接送当护士的表妹上下班，此后成了“守护天使”车队志愿者。有一次，她在等红绿灯，旁边一辆军车摇下车窗，士兵看到她车头的“青年突击队”车标，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她感到“震撼”。 她承认，自己并非一开始就勇敢。表妹提出希望她接送的请求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是危险。 另一位90后志愿者华雨辰说，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起初骗父母自己是在值班，又害怕把病毒带回家里。很多志愿者都说过此类善意的谎言。 这位小学音乐教师，当过接送医护人员的司机，也在公路收费站为人测过体温。她向父母承认后，父亲心疼地表示要替她去做事。 她回答：“我比您有抵抗力。” 这些天里，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几位从当年汶川地震灾区来的农民，开车到武汉送物资。地震那年他们受过武汉人的帮助，这次他们在卡车上打着横幅“汶川感恩，武汉雄起”。 “我觉得只有亲身经历那一幕，你才能感受到那一种震撼。”她说，这样的时刻让她觉得不怕了，觉得武汉不会输。 华雨辰说，由于戴着口罩，志愿者即使以后在街上碰到，也可能认不出彼此。她和一些人约定，将来摘下口罩，要重新认识，相互拥抱。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地可以承担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重任了。”她说。 在中国多个学术机构兼职的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非常关注新一代中国人的行为变化。中国朋友告诉过他，这些人是“小皇帝”——一个始于80后的“帽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