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没有“垮掉的一代” 过去二三十年里,“垮掉的一代”先后被安到中国80后、90后和00后的头上,而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从危难关头的武汉就能找出许多年轻人,证明这个称谓是多么荒诞不经。 没有哪一代中国人,比他们更加理解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人小时候,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稍长后,他们又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他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一个走向繁荣的国家长大。 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评价这代中国青年:他们不是什么“小皇帝”。“或许我们对这一代人知之甚少,才没有真正看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国精神。” ----------------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并不存在“垮掉的一代”。 过去二三十年里,“垮掉的一代”这顶舶来的、早已背离原意的“帽子”,先后被安到中国80后、90后和00后的头上。而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从危难关头的武汉就能找出许多年轻人,证明这个称谓是多么荒诞不经。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青春面庞被口罩遮挡,而他们却完成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亮相。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曾面对地震灾区的年轻志愿者,感慨“最年轻的80后也成了中坚力量”。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催生了新的流行语,“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了”。 “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从广东到武汉支援的护士刘家怡说。她是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之一,在武汉的日子是她离家最久的一段时间。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以“垮掉的一代”为标志的刻板印象和代际歧视,可以“寿终正寝”了! 清华大学博士生郑翔瑜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每隔10年就有一代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一代代“永不弯曲的青年脊梁”。他说,这代青年不做时代的“观众和看客”,而是用行胜于言的激情和干劲为自己代言、为时代定义。 “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也在” 赴武汉支援的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曹玮说,2003年暴发SARS疫情时,她是一名医学生,是“被保护者”,这次她很自豪能到武汉“为人民和国家而战”。 她强调了自己对更年轻护士们的敬意——他们中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SARS只有遥远的记忆,“但当病毒来袭的时候,他们都站了出来。” 每一支被紧急派往湖北的医疗队里,都能找到“站出来”的故事——微信群里的报名“接龙”即可显示。不少年轻人不约而同强调自己的“优势”:“未婚、未育、父母健康,家里无负担”。 “2003年,我还只是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那时候被一群不认识的医护人员保护着;如今我成为那个医护人员,来保护其他不认识的人。”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在日记里说。 许浩远的祖父2月去世,而她没法回家送别,只能在日记里哀悼。在火神山医院,军队派去增援的护士吴亚玲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只能含泪面向家乡的方向鞠躬。 23岁的郑益欢,开车从宁波到武汉,辞了职,带着全部家当——被褥、脸盆、衣服、鞋子、方便面和水等。他是甘肃人,原本在宁波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从网上看到武汉市武昌医院的招聘启事,投了简历。 2月16日,郑益欢接到武昌医院的电话,问他“现在能不能赶过来”。当时这家医院处于危难时刻,院长刘智明两天后因感染新冠肺炎牺牲。 郑益欢决定去武汉。他的辞职申请里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更有责任去一线支援。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亲友都劝他不要去。他承认,希望在人生中留下个印记,多少年后再回忆起来,当全国人民支援武汉时,自己是其中一员,“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也在”。 新同事对他表示了惊讶或佩服。但在武昌医院,和他类似的还有4位90后,分别来自河南、山西、山东和广东。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任性,“想来就会想办法来,想做的就去做,不会考虑那么多”。 20多岁,正是人生最繁忙的阶段,有许多人生大事要完成。去武汉,有人暂别了刚出生的孩子,有人推迟了婚期。2月28日这天,武汉雷神山医院为上海来的护士于景海和周玲亿举行了“战地婚礼”。他们的婚期是2月28日,婚纱照都已拍好。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他们在回老家过年的路上接到了组建医疗队的通知。 “战地婚礼”寒酸得多,只有一束鲜花,持续了不到20分钟,婚戒都是用彩带扎的,证婚人强调他们“把防护服当作婚纱”。但这对口罩下的新人表示,他们将终生不忘。 “一句话——国家有难,勇者上。”周玲亿回忆,自己当时想的是先去“帮忙”,婚礼这种小事“可以再说”。 90后的成人礼 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90后、00后约占1/3。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谈到这个数字时说:“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价值。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 外援到来之前,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已在拼命。武汉疫情暴发流行期诊疗量激增的“饱和冲击”,这些人首当其冲。 “垮掉的一代”这顶帽子,首先是由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甚至拼过命的年轻医务人员甩掉的。 据丁向阳介绍,这次疫情早期,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资设立了一笔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并对已资助的2900多位感染者作了大数据分析。占比最多的是80后,接近四成,90后占比近三成。 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感染者,生于2000年9月,未满20岁,是武汉的一名护士。 湖北省人民政府首批评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14名烈士,最年轻的两位——夏思思和彭银华医生,都只有29岁。 1月14日,夏思思值夜班时接诊了一位病人,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她得知这位病人的检查结果是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立刻折回了医院。这是她感染的直接原因。彭银华医生去世后,抽屉里还有未发出的结婚请柬,他的婚礼定于2月1日。他们原本都有“借口”躲在一旁。 夏思思的丈夫吴石磊医生对记者说,妻子平时是平凡的,但在疫情中非常勇敢,是“一个英雄的表现”。 他说,自己会照顾好老人,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妻子的遗志。 “我们以前都一直说要白头偕老的,要把孩子抚养好。”他黯然神伤。 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是一支130人医疗队的领队,他的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只有两年半工作经验。但这位领队对自己的大学同窗感慨,这些人是优秀的、值得信赖的。 队里的一位护士,在隔离病房忍不住呕吐过,如果摘掉口罩,可能感染新冠肺炎;如果不慎吸入呕吐物,可能患上吸入性肺炎。他马上镇静下来,做了个手势退出了病房。 朱畴文对记者评价,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启了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