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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国企兼并重组，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同时，国企兼并重组依然存在行政主导、“重重组、轻整合”、海外并购重组不规范等问题。当前的国企兼并重组应从重重组转向重整合、从重规模转向重效率；适当控制节奏，后续工作重点是夯实前期工作基础，提升国企重组质量与整合成效，实现从“量增长”到“质提升”的转变。建议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国企兼并重组工作领导与服务机构的积极作用，促进思路转变和工作重点调整，建立股东协调机制、提升政府规制能力；推进国企重组后及时开展实质性整合；规范和引导国企的海外并购；完善央企的兼并重组工作，释放积极示范效应。

　　新一轮国企兼并重组的主要举措与基本经验

　　2013年之后，国企重组整合进入新阶段，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多、力度加大、速度加快”。如中央企业实施了19组、36家企业重组整合；各省市也因地制宜，开展了各有地域特征的地方国企兼并重组。

　　新一轮国企兼并重组，提出服务国家战略、尊重市场规律、与改革相结合、严格依法规范、统筹协调推进等五项原则，形成了突出战略规划引领、扎实推进战略性重组、积极推进专业化整合、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等四条主要思路，探索出了横向强强联合构建巨型企业、纵向业务协同、资产转让、共享竞合、“走出去”海外并购和利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六种主要模式，采用了产权转让、新设合并、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同步整合等三种主要操作方式，积累出了国企兼并重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相结合等经验。

　　构建了纵向整合与横向兼并两条主渠道。一是以优势互补为途径，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创造条件。这以纵向整合为主，提升专业化分工、合作水平和供应链管控能力，促进纵向一体化。如分处产业链上下游的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集团，以煤电一体化运营来缓解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煤电“顶牛”矛盾。二是以质量效益为导向，优化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消化和处置困难企业。这以横向兼并为主，如宝钢和武钢合并重组、东方航空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等，目的是扩大规模优势、发挥协同效应、提高行业集中度。

　　专业化重组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聚集、推动企业聚焦主业。如组建铁塔公司，整合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的铁塔及相关资源，实现共享竞合，减少了重复投资，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铁塔共享水平由过去的14.3%提升到目前的73.0%，三年来共减少铁塔重复建设56.8万座，节约投资1003亿元，节约土地2.77万亩。

　　国企兼并重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当前阶段在过剩产能行业的国企兼并重组，主要动力来自供给侧改革。宝武钢铁和中国建材等均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结构调整为主，兼并重组与去产能、去库存相促进。

　　以建设“一带一路”为推手，通过兼并重组提升优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如通过南北车合并，避免中国高铁“走出去”过程中的内部恶性竞争。

　　以两类公司为平台，与国有资本“有序进退”相结合。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优化国资布局，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退出低效低质领域；并将资本市场的压力通过兼并重组渠道传递到企业，进而产生发展动力。如中国诚通托管中国铁物、国机集团重组中国恒天等。

　　国企兼并重组调整了经济布局与产业结构，推动了化解落后过剩产能，减少了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提升了国企的规模实力。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经由兼并重组，企业户数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企业整体绩效得到提高。此外，一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提高，如中国中车经营规模居全球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第一，销售收入超过另三家国际竞争对手的总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实现综合运力等四个世界第一，成为平衡航运界东西半球的重要力量。

　　当前国企兼并重组面临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兼并重组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待完善。国企兼并重组在操作上偏重行政手段，表面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道德风险和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受挫，往往实效不佳：一些“拉郎配”式重组只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后续实质性整合则困难重重，难以产生协同效应；一些“好背坏”式重组，使好企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最后也被拖垮——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让煤炭企业重组困难的制造企业或制药企业，最后导致不少问题，即是案例。此外，部分国企兼并重组效率低、推进慢，原因之一是行政审批链条过长、机构过多，层层审批增加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难以适应市场化兼并重组的时效性要求，有时导致企业错过兼并重组窗口期，错失发展机遇。

　　二是，需要警惕“逆市场化”重组。强强联合式重组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话语权，但需要注意避免这类重组的泛化，以免在国内出现扭曲产业结构等“逆市场化”问题。大型国企的重组，要平衡好提升国际竞争力与不影响国内民生终端消费两方面。对影响国民日常生活终端消费的大型国企，其合并重组必须审慎。

　　三是，国企“走出去”海外并购重组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如盲目扩张、资源浪费、出现亏损、国资流失等。这些问题，除恶意转移资产和个别企业违规投资外，也与我国国企海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能力不足、经验不丰富有关，还反映出国企海外资产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难以及时发现与制止恶意转移资产等违规海外并购行为，另一方面对有利于国企发展壮大的海外并购行为审批又过于烦琐，容易错失发展机会。此外，当前国际环境对国企海外并购的不利影响加剧，非市场因素加重国企“走出去”并购困难。

　　四是，重规模轻效率、重重组轻整合，造成“大而不强、整而不合”。一些企业单纯为了提高规模，或迫于考核压力甚至只是跟风而开展兼并重组，加上实质性融合难度大，兼并重组后“整而不合”，未能实现业务协同和优势互补，难以发挥规模优势。“物理反应”完成后如何产生“化学反应”，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是国企兼并重组需要着重解决的大问题。

　　引导和规范国企兼并重组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国企兼并重组要从重重组转向重整合、从求规模转向讲效率，更加重视重组质量以及整合成效。

　　第一，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思路转变和工作重点调整。